訪問︰阿俏、俏妹、原人

整理︰原人

每憑訪問官塘的街坊,總會問他們是哪裏的人,無他的,觀塘就是一個移民的市鎮。

「婆婆」,每位街坊都是這樣的稱呼她,每天駝背穿插於繁忙的馬路,推着沈甸甸的木頭車,載着的是市場商販拋棄的紙皮、市民丟下的報紙。周而復始,在瑞和街的街市都會上映一幕幕奇異場面,不知是七十七歲的婆婆,還是私家車司機,大家常相偶於電光火石間,兩方像有豐富默契般的控制着軚盤或手柄互相閃避。

其實不止「婆婆」,每天總有不少人在街搵食,由拾荒,到地攤、收賣、送貨和搬運,街道不止可作再生意,也可以是貨倉,存放紙皮、鐵車,亦是商販上落貨品的地方。十多年,「婆婆」一直是依賴街道搵食。

40多年,官塘剛剛完成填海,臨時小販市場和瑞和街街市還沒有存在時,「婆婆」就是在官塘的酒樓工作,之前一直在荔枝角的維記做工人,搬到在瑞和街的她,找工作當然要方便,所以便在社區選擇工作。酒樓的工作伴隨去工業化的政策,工厰北移,消費空間亦伴隨改變,由次檔的大眾文化,小販、戲院、酒樓相續結束,裕民坊正是時代的見証,90年代,裕民坊和官塘一樣找尋着方向,到2000年後,手提電話公司、卡拉ok、連鎖商店的進駐,實踐着空間由製造改變到消費的不同。

但這是必然嗎?

APM來了,不是時代的終結。

「婆婆」轉到街市裏找尋生活,工作就是她的生活,孫兒已經大學畢業,每天還是10點起牀,在街上切割紙皮,為了增加重量,用水浸濕它們。餓了就會享用旁近14元的叉燒飯(幾個月前還是11),對無牙的「婆婆」談起軟軟的叉燒和青菜,已甚滿足。把廢紙用木頭車推上廢紙回收站,一直到晚上八點時,街上的店舖關門,好心的店主總會把紙箱留給「婆婆」,他們會把紙箱每她每天的基地—-百佳的門口,她會紮緊收集回來的廢紙,一真到凌晨四時才回到家中。

為何會要拾紙皮?

「婆婆」會點出政策的問題,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靠七百多元的生果金是無法生活,要拿綜援,必須兒女的批准,就是我們稱為的「衰仔紙」,意思是要証明兒女不會供養父母。我們的老人政策實際是家庭政策,以家庭為單位,但產生的後果是令家庭更多不和。

「婆婆」重視街坊的關係,每天她的「舖位」就是關門的百佳正門,坊問間,有不少人交給她紙皮,有人停下私家車,走到我們前說:「『婆婆』在這裏好多年」;有人又說︰「阿婆好慘」,亦有人擔心「婆婆」問我們是誰。

訪問「婆婆」中,兩位清潔工過來看看婆婆她們關心和「婆婆」說甚麼,順道向我介紹她們的工作,一份工作六時的清潔工,月薪是三千八百元。一份這樣的工作並不能糊口,她們只得接一、兩間,甚至三間的工作來做,辛苦十八小時,對她們不認識中文的新來港婦人來說,被迫習而為常,她們跟「婆婆」一樣沒有甚麼社工協助,也得不到社會的支援,見到我們有社工的同學生,連忙問上申請公屋的問題。寫作之時,電視機傳來施政報告的簡介,甚麼強積金供款、免一月公屋租金,還是綜援,都比不上「最低工資」來得有用。」

不論是婆婆,還是清潔工,還上的是政策問題,這個問題不是一時三刻派錢可以解決的事,要推動政策改變,是要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在官僚體制變革往往需時,社區就是緩衝區,透過人和人的網絡,可以緩減社會問題。社區的開展是需要空間和時間,街道不只是生產的空間,亦不只是通道,還可以促進溝通。社會不斷報導「隱蔽長者/青年」,就是缺乏消息的一群,被排斥主流社會中。

當我們想社工探訪外,卻有沒有想到人會適合在甚麼的空間進行公共生活呢?我們每一個都移民或是移民的後代,可以在甚麼社區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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