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明報 2-2-2-09 作者︰馬傑偉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友人移民澳洲多年,新春回港,不習慣鋪天蓋地的金融海嘯論調,由高官特首,到時事評論,都是海嘯當前、火燒眼眉的樣子。日前(09.01.28)盧子健先生撰文,就他觀察,聖誕新春,市道仍是熱鬧,市民並沒有愁眉苦臉。而政經領袖掛在口邊的是「逆境自強」、「轉危為機」等口號,以舊的一套跟港人說話,其實已是落後於市民。我對盧兄的觀察亦有同感。不錯,經濟差、就業難,問題將會逐步浮現,但過去10多年,經過亞洲金融風暴、SARS、負資產等問題,不少港人除了追求財富,還學會了珍惜快樂幸福的小康生活。

回歸近10年的社會訴求,除了普選之外,還要求保育歷史地標、活化舊社區群體、批判屏風樓、抗議公共空間私有化……這些多元化的訴求,總體來說,其實都有共通之處﹕港人追求的生活質素,除了經濟面向之外,還強調歷史文化的歸屬、社區關係的嚮往,以及居住環境的情趣。市民愈來愈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城市」。這與官方強大的「經濟城市」思維並不相同。過去10年,從董建華想把香港變成名目多多的國際中心,到曾蔭權主政下希望香港全面走入國際金融體系,成為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一員,其中強大的經濟功能傾向,與港人漸見強烈的宜居生活的追求,似乎頗有距離。

民間漸盼港轉型為「宜居城市」

香港人已經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由早年努力脫貧,到追求財富及炫耀財富,再經歷97後,在自信心、身分走位、經濟難關的種種打擊下,今天不再是移民社會努力「向前看向錢看」的心態,而是轉變為發展成熟的大都會,市民不單向前看,也講究歷史和記憶;不單向錢看,也希望有文化及精神方面的富足;港人珍惜自己是如何一路走來,不希望因盲目的發展而拆眦歷史建築,也不希望自己老是生活在功能化、齊一化的屏風樓群之內。

我們或可歸納出香港當前的兩套城市價值,其一是「功能城市」,從屬於經濟發展,但香港成功步入現代生活的基礎;其二是「宜居城市」,在單向的經濟發展之上,追求改善生活質素。在今天的十字路口,官方還是抱覑「功能城市」的發展大計,而民間似乎已了解到功能城市的不足,漸漸希望香港轉型為「宜居城市」。

香港政經領袖對「功能城市」的肯定,背後有深遠的歷史因由。戰後香港社會高速現代化,整個城市在短短二三十年建立出規模,公路網絡系統化,公共交通服務無遠弗屆,其便捷可媲美任何世界先進城市。公共屋鸷亦以短時間內解決草根階層的住屋問題。文化軟件方面,香港人的功利主義、高效率、變通、喜歡排隊、講求程序,以行政手段化解政治訴求,都是「現代性」中工具理性的展現。

工具理性者,功利價值為先,凡能達到效果的,就是好工具。香港可說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便捷、安全、理性的城市。香港的現代系統,很大程度是從殖民地宗主國英國移植過來。「殖民性」與「現代性」配合得十分成功——香港人因為高速升格為現代都會而感到自豪。推崇功能化的城市規劃,亦接受在殖民管治之下帶來種種好處。這種根深柢固的「殖民現代性」,打造了香港今天的「功能城市」,其特質除了上述的便捷、理性之外,還有兩點值得討論一下。

整個城市的佈局十分功能化地服務於經濟發展。愈來愈多香港人住在港鐵沿線的大型屋苑之內。居民在狹窄而且設計「齊葺葺」的單位內,衣食所需就在樓下的大商場解決,而「話咁快就到」的地鐵運輸系統可以準時快捷地把勞動力送到商貿中心。

功能城市之弊﹕生活感薄弱

高地價政策及對地產發展商的寬容,亦造就如特大型蛋糕的醜陋屋苑,用最功利的計算,盡用景觀以提高呎價上的收益。簡單來說,香港主流的家居形態,背後有巨大的地產利益驅動,亦更有經濟生產效率的功能考慮。這種功能化的設計,可說是提高了香港的生產力。然而,城市功能主義過了頭,市民在生活質素方面所作出的犧牲是重大的。今天,香港的大商場、大蛋糕型「豪宅」、特大商廈,不單在港鐵沿線及交通樞紐「遍地開花」,更是舊區重建的主流方案。昂貴的舖租更大大減低街道文化的多元性。要不是近年多了抗爭聲音,功能化的規劃將更深的降低宜居的標準。

這些經濟功能設計,想深一層,其提供的好處,主要傾斜於精壯的上班族,讓他們準時上班,在超時工作的生活中可以到便利店吃快捷午餐。然而,對於小童、青少年、文化創作階層、老人、退休人士,功能化城市空間,不宜居、亦沒情趣。小童常在商場流連、青少年沒有低消費的社交空間、文化界沒有可以閒適創作思考的小咖啡館、老人沒有「過日辰」的小公園小空地。「功能城市」可創造財富、提升生產力、衣食住行都有「快、靚、正」的選擇;功能城市之弊,是生活感薄弱,對老少不利,更不利人文價值與藝術創造。

殖民地時代其中一個精彩安排,是把文娛藝術收入街市之內。社會不安、青少年精力旺盛、市民需要康體強身,就建造文娛中心,提供場地演出做話劇,租借場地打打球,就如政府街市買賣蔬菜魚蝦豬牛一樣,滿足功能,就是好政策。問題是,文化藝術之所求,是內在的、美學的、精神的價值,而不是什麼功能達到什麼效果的工具價值。

香港功能思維的頑固程度其實頗為驚人。近年政府大談創意產業,設立藝術區、培養創意人才。然而,到執行時往往用開設文娛康體中心的陳舊方法去推動,或把藝術文化變成地產商「彩覑數」的項目,或把文化創作視為全球城市必備的裝飾,或把創意產業視為經濟功能的一部分。甚至有論者說,在香港街頭、天橋、走道,畫上風格強烈的街頭藝術,可以吸引遊客、振興經濟。這都是對的,但文化藝術之本,不是功能,而是生活。那一幅在天橋上展示灣仔感觸的街頭畫,最重要是它包含了文化的內在價值,讓居民看得快樂,美學上的滿足不必依靠功能效益,是否振興旅遊實屬次要。

那些我們希望見到的藝術區,不是在翻新的工業大廈內提供單位、廁所、水電的功能就能搞活。社區內有人氣、有小店、有朋友、有街坊,再加上政府的規劃,保住一些不被地產商純以商業手段開發的「特區」,讓藝術文化在社區內發酵萌芽,才能孕育出文化都會的風貌。而這些文化藝術的規劃,不單是文人雅士的小眾品味,亦可以令一般香港市民在日常城市生活中得到快樂、愉悅和滿足。

金融市場打滾賠上生活質素可悲

「功能城市」的問題還有不少,例如迷戀指引,失掉常識;重視程序,敵視創意;高度理性,過分管理;側重發展,昧於歷史;只談工具,不談美善價值。香港不少論者已經在97後多番提出﹕「功能城市」的基礎上,香港應該轉型為「宜居城市」。而似乎普羅市民亦渴望香港的城市生活更多姿采更講求內在的快樂。我們不想香港只是一個經濟指數高企、快樂指數低落的功能城市。

香港「功能城市」源出「殖民現代性」。97後,大陸仍然希望香港扮演市場經濟窗口的功能,而且香港進一步擁抱「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新興思潮,把香港定位於紐約、倫敦、東京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這種全球城市的串連,好的一面是令香港創富能力大增,壞的一面是把香港接駁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中樞,令香港一如其他全球城市一樣,貧富懸殊加劇,走入經濟網絡之中的階層得益,被金融網絡排除於外的低技術階層生活艱難。

近來Global Cities理論備受批評。Michael Smith指出,全球城市的理論充滿功能化的言語,功能城市只服務全球金融體系,扮演指導、控制金融的角色,背後是去國族、親市場、打擊文化的強烈傾向。

這種全球城市的虛榮,在金融海嘯後應有所調節。在展示全球城市功能之外,我們若不大力推展「宜居城市」的價值,只會在風高浪急的金融市場打滾卻賠上生活質素與歷史文化,那是十分可悲又不必要的錯失。

■參考:

Michael Smith (2008) Transnational Urbanism. London: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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