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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N1、旺角淋漒水、青年濫藥、「綠壩-花季護航」,六四後的香港和國內社會滲透着「恐懼」。

我們每人都成為政府保護的對象,由老人、婦女、青年人到街道的路人,用金錢和科技堆砌官僚的強政勵治,就是管治救命草。冠冕堂皇的原因,如︰過濾色情、身體健康等等,合法政府的規管,亦成為新的一輪利民「紓困」措施。政府的短視,不只沒有社會發展長遠的規劃,只重管治人的思想和身體。

先製造「恐懼」,再以金錢和科技的「處理」,用科學的語言來轉移社會的「問題」。

H1N1的事件,使香港再次登上BBC NEWS 的主頁,網頁上圖片是小女孩載上口罩。香港市面很難找到載口罩的人,卻被國外傳媒捕捉到,圖中的口罩和小孩正符合我們和外國記者對「恐懼」的想像。「恐懼」來自專業壟斷的知識,如︰醫學、保安、財務,對不確定性的計算和評估,就如根據醫家專家鍾南山所言H1N1死亡率跟普通流感相約,卻產生極大的「恐懼」,也基於對民市民不信任,專業和官僚(有時加上財閥)決定取代社會理性討論。

官僚指揮着專業,製造更大的「恐懼」,一種個人無法處理的「恐懼」,使人不得向政府求助,政府成為家家的家長。就如香港政府的流感督導委員會,主席是曾蔭權,成員全是10多位的高官。記者招待會上發言的醫生,地位怎樣我們不得已知,但從政府架構上已是官僚主導。透過保安、醫療的言語,緩減集體不滿和行動對政府的沖擊,不能直接宣之於口,官僚借專業用語,作政治表態和反擊,小如因淋漒水事件,官方建議旺角行人專用區縮短開放時間,大如周一嶽的七一遊行勸阻。

專業和公共性

台灣漢寶德的文章<<委員誤國之論>>曾批評台式的政治酬傭,大眾性(公共性)和專業性混為一談,修橋補路的應該由專業委員處理,相反,社會性的議題,如︰土地發展,不應用專業決定代替大眾作決定。專業性要求正確,大眾性需要公正。他提出解開委員問題的方法之一是公開,公開會議,才可防止不當的決定產生,使委員對公眾必須付上負青,如︰2007年3月香港的古物諮詢委員會唯一一次的公開會議中,以投票方式將皇后碼頭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受社會和公眾稱道,平衡專業和社會的公共性,可惜之後無而為繼,繼續如城規會般閉門造車。

資料來源︰漢寶德 <<委員誤國之論>>

他的文章不止可談委員會的政治,也可引申到議題的處理。我們技術項目包裝成公共議題,琳琳種種的建築比賽,從西九到中區警署,不同的「三揀一」,不同設計款式推到市民前,給我們MC選擇。此外,民間要求政府資料,如︰市建局的未進行重建項目清單、每個項目財政安排,財務安排高於公眾利業

民間提出的另類方案,官方回應多以「做不到」等技術為借口拒絶,背後的文化和社會的討論,只回應「我聽到你/妳的意見」。

打破官僚和專業的同盟

問題過後,多了幾套的守則,專業解決不了問題,每次遇到問題政府都會遣生一套的新的指引,指引說話的對象是官僚,他們害怕新環境,解決新問題,必須以官僚方式重解讀。

官僚不會自行改革,必要民間的壓力。

香港,土地依舊是重要的矛盾。

我們的生活、菜園村、舊區,都在抗衡官僚的力量和他們背後的資本。官方版本的解決問題,疏導「恐懼」,就是把事件納入他們的計算中。對中產是,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ies)、閉路電視、工人電梯,每天的隔間;基層,則是領匯商場和連鎖超市給予的生活。

皇后碼頭後,政府學會挪用「社區參與」一詞,「參與」淪為化妝工具,多幾幅漂亮的模擬圖,多印幾本虛假的宣傳品,藍天綠樹,誰也不想?多一點的綠化,少一點的密度,提供就業,又發展經濟,那又何需問呢?

我們要的是「社區主導」,一套可以給社會容得下的價值,鐵路之外,農民的耕作,商業中心外,小店舖的生計。這是官僚和商家主導以外的生活,拜讀早前曹仁超在milk雜誌的訪問「曹仁超另類對話」,他稱「我們一代人搵了你們四代人的錢嘛!(M:呀~Orz…)做乜你們這代人咁蠢,仲被我們呃!一出身便整個龜殼你孭,爬下爬下,你做乜孭個龜殼(買樓)呢?」第四代焉能不反呢?反抗那借專業和行政為名,財閥主導的社會。

「恐懼」的出現,是緣於單方控制,資訊不平等,我們需要的不是聆聽者,而是社區的民主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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