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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竹園鄉(估計為1960s) 來源︰http://www4.uwants.com/redirect.php?tid=6178790&goto=lastpost

今日的竹園鄉,來源︰http://www.snaapa.com/myidea/myidea11

菜園村抗爭日盛,香港歷史亦有不少成功鄉村抗爭成功例子,九龍東就是這反抗政府無理清拆的重要地方。

為何九龍沒有鄉議局呢?戰後到80年代,我們稱的荃灣、官塘為「新九龍」又是否屬於新界呢?這些問題遣生不同爭議。

戰後,政府研究報告(1948年)建議,擴大市區到官塘、荃灣一帶,跟90年代初都市計劃相似,報告建議政府分散市區的範圍,如︰在官塘一帶建立鐵路(即後期建成地鐵),開僻船塢和發展重工業。馬頭圍一帶較接近市區的地方,將發展為製造業中心。可惜,事與願違,規劃雖然不能準確預風雲變色的國際政治,但對香港長遠起了框架的作用。

1950年,韓戰爆發,香港轉口貿易,因西方禁運全面停頓,面對財赤危機,政府頓時方串大亂。大量南遷工業家和難民,為工業發展打下基礎,政府亦預見經濟發展潛力。由於馬頭圍缺乏土地,政府便將眼光放到九龍東一帶的鄉村。1950年代,亦是居(村)民運動興盛與衰落的時期。

1937,政府將官塘、荃灣劃為「新九龍」,使九龍各村的居民失去丁權,但各村依舊由新界理民府管區。50年代後期,不少大型徒置區(較差版本的公屋,較佳的稱為廉租屋,但極少落成)計劃配合官塘工業區發展,高速發展背後,承載是暴力拆遷,居民被迫入官塘,亦有居民被趕離家園,如︰雞寮徒置區(今翠屏邨)就是安置虎頭村和東頭村木屋的居民)。1957年,政府首先向竹園鄉下手。

當時參與者,東九龍居民委員會(前稱︰九龍十三鄉委員會)總幹事何其強憶述發生經過︰「一九五六年石硤尾大火,災民無數,紅十字會撥捐興建第一個徙置區。當年政府年報總結經驗,認為此舉可以收回土地重新發展,因此在五七年下令收回竹園鄉興建黃大仙徙置區(即今日黃大仙下、上所在地),對受影響農戶、商戶及廠戶今後的生計不作任何安排,私家屋地也只象徵性賠一毫子一平方呎。雖然出動軍警強拆,甚至將部份村民遞解出境,但也難制止村民的抗爭。鄉民的自發組織得到香港各大社團的聲援,當然引起中英兩國政府的關注。在中國外交部連續兩次照會下,加上英國國會議員的斡旋,英廷終下令港英政府給予受影響的人士妥善安置和合理補償。包括給予業主以屋地換樓地權益,廠戶配予徙置工廠大廈,而農戶、商戶則配徙置區地下舖位以供轉業維生。農戶還獲青苗費及每平方呎一至六毫子的開耕費。這個自發組織被英國國會議員命名為『九龍十三鄉委員會』」 (引自東九龍居民委員會” 從創會當年談起─何其強”)

竹園村當時情況1957年《文匯報》有以下的紀錄:「……竹園村的正街及竹園道上,房屋林立兩旁,小型商肆相繼開設,其中以香店及素食店較多,但自部份外省佬及上海人遷入之後,還設有許多上海的小食店、理髮店、南貨店及洗染店,同時還有一些廠家在外圍設廠,包括織造及機器廠等,這樣,竹園村就逐漸形成一個熱鬧的市面。」 (引自東九龍居民委員會”十三鄉由來”)

以此之後,為對抗政府的無理拆遷,東九龍十三個村(包括︰大磡、茜草灣、鯉魚門、牛頭角、衙前圍、竹園村等)落組成同盟,時至今天竹園鄉/村、鯉魚門村、茶果嶺和牛池灣村(原址重建)的舊村還可以保留下來,跟昔日對抗強制性和(近符)無賠償性拆遷的抗爭不無關係。這場抗爭亦令政府對一些非新界原居民的鄉村,訂下談判首例,注視土地使用者的權益。

為何今天大部份村落(如︰牛頭角村)在九龍東都不復見呢?

政府拆遷村落建徒置區計劃依然進行,為了分化原居民的力量,英殖民政府擴泛設立街坊會,對抗村民的力量。1965年,更是轉捩點,牛頭角村清拆事件,村長繆其安接受政府收地賠償建議,說服大部份村民,接受賠償和安置,棄村搬往新建成的徒置區油塘灣邨,後來,該村長亦成觀塘街坊會的管理成員。這件事亦成為政府的範例,處理不同鄉村的清拆,居民失去「討價還價,以地換地的依據」(官塘深度行,p.106),何其強在這訪問中亦諷刺牛頭角村為「獻村運動」。

參考資料︰

1. 官塘深度行

2. 十三鄉由來http://www.eastkowloon.org.hk/?action-viewnews-itemid-62

3. 從創會當年談起─何其強http://www.eastkowloon.org.hk/?action-viewnews-itemid-59

4. Hong Kong : preliminary planning report by Sir Patrick Abercrombie.(1948)

資料來源︰明報 23-12-2009

觀塘重建過程中,裕民坊大快活業主不滿市區重建局指其商舖的部分業權有問題,拒絕將有關部分的價值計算入收購方案中,但又同時要求業主交出整個物業,提司法覆核指市建局的決定不合理。

不滿只購物業一部分

案件昨於高院開審。申請人興盛貿易有限公司於2005年以8600萬元購入觀塘同仁街13至23號及51至63號裕民坊美都大廈地舖,上址分為兩部分,均由大快活快餐店租用。市建局去年12月向業主提出以6870.4萬元收購物業其中一部分,因業主未能證明另一部分的業權完好而拒絕收購,但要求業主把兩部分一併交吉。

資深大律師陳景生代表申請人指出,市建局認為有問題的業權,部分屬業主提供予大廈的「通行權」,給大廈使用者一個方便,但不等如公共地方,故市建局不應拒絕有關部分的業權,又指市建局要求兩個舖位一併交吉的做法荒謬而且不合邏輯。

市建局﹕收購屬你情我願

市建局指有關收購就如一般商業交易,你情我願,申請人無權申請司法覆核。惟申請人指收購絕非純粹商業交易,市建局負責重建社區,其角色應以人為本,其決定屬公共政策,可以經由司法覆核程序處理。案件今續。

【案件編號:HCAL56/09】

今日中午,趁著午飯時間,到官塘開源道的匯豐銀行辦點事情。短短一條的開源道,便開設了十間以上的銀行,真的方便了投資和財務的處理。相反在我工作的油塘區,一間匯豐、渣打或恆生銀行都沒有,我想這是因為油塘區已變成一個沒落的工業和屋區,大多數的銀行,都不屑在一個沒有大豪客光顧的地區開設分行,這是銀行家的現實。反而我最討厭的「大陸銀行」卻有一間在油塘中心開設,「大陸」良心發現?

到過銀行後,想起我早前發表的那篇「暑期工」,而文中提及的「美嘉工業大廈」就在附近的偉業街,便毅然走到那裡憑弔一下。還以為經過了三十年,我當年當「暑期工」的那間「東亞實業」,不會再在那裡經營呢!怎知走到「美嘉工業大廈」地下,看看「水牌」,卻見到在12樓A座,還有一間「東亞」,只是名字卻變為「東亞聖誕廠有限公司」。既好奇又無聊的我,便乘坐升降機到12樓一看。看到現時那間「東亞」的大門上,掛著「東亞聖誕廠有限公司」九個大字,英文名字叫East Asia Christmas Decoration Ltd.。再經過從前走過不知多少次通往天台的樓梯,上到天台,卻聽不到當年一班「暑期工」在工作時的戲笑聲(當然呢,除非是在拍攝「幻海奇情」、時空逆轉的科幻、懸疑或鬼魅電影)。天台上的鐵皮屋,都破落不堪,給人點點陰深的感覺,相信那些鋅鐵廠房經已凋零了好一段日子,幸好是「日光日白」到那裡。

畢竟自己是個「白撞」,不好意思在天台上四處瀏覽。返回12樓,也沒有走進「東亞」,因為那是午飯時間,被人當作小偷便不好了,畢竟自己是個「校長」(一後有機會再詳述)。但從門外看進去,見到近大門有一部「打咭」機,旁邊只放了約十張的「工咭」,相信現時在「東亞」那裡工作的員工並不多。可瞥見到的廠房,都不像從前那個裝置了有大量機器的工場,卻像一個寫字樓兼臨時貨倉。今天該有七十歲以上的吳先生和吳太,相信都不可能仍在「東亞」裡(如過遇見,反而恐怖)。

又一次見證到時代的轉變了,香港的工廠和工廠內的生產,早已遷移到中國,甚至東歐的國家了。從「東亞聖誕廠有限公司」這個新名字,相信這是從前「東亞實業」的延續,也許在經營的,會是吳先生和吳太的後代。想到這裡,感覺很好,很溫馨,也再一次祝福他們和「東亞」。

以「瑞和街的工廠」為這篇文章的題目,會令許多人感到莫名其妙,因為瑞和街並不是位於官塘的工業區內,而只是一條綜合商住樓宇滿佈的街道。現時,瑞和街最為人熟識的,便是瑞和街的街市。瑞和街的街市是分為兩部份的,第一部份是由瑞和街的協和大廈向南伸延至輔仁街與崇仁街一帶的地舖及沿路上一帶的地攤湊合成的市場,第二個部份則是瑞和街、輔仁街與崇仁街三條街道所包圍著的那座多層的政府街市。而很難想像的,是將瑞和街與工業聯想在一起。
但事實上,工業曾經於六十年代,在瑞和街裡盛行過的,但範圍只局限於協和大廈和仁富洋樓,兩座綜合商住樓宇(地下和閣樓作為商業用途,樓上為住宅)的地下。這兩座樓宇是在六十年代中,隨著官塘的發展沿協和街向山上邁進而建成的,這兩座樓是相連的,它們的東面是協和街,而西面則是瑞和街。由於兩座大廈落成之初,協和街那邊的人流經已頻繁,因此在那邊的地舖,都順利成章開設了商舖。反之,當時在瑞和街近嘉樂街一帶,人流相對較少(瑞和樓與合和大廈還在興建中)。在那裡經營的,大都是「工業」,而且都是一些「山寨廠」。
「山寨廠」是指一些開設在非工業樓宇內的小規模工廠和工場。在香港工業旺盛的年代,「山寨廠」主要為大廠做「加工」,「前期」或「後期」的工序,支援大廠的生產。只有極少數的「山寨廠」是進行整件工業產品的全部工序的。
五六十年代,香港工業「起飛」,製造大量出口工業產品。其中一樣主要的產品就是塑膠花,各區都有不少大型工廠生產。1967年左派暴徒發起,意圖顛覆香港,並做成幾十人被無辜殺害(包括當年七月初在沙頭角警局內被「華界」那邊民兵用重型機槍向「港方」數射而擊斃的幾名警察、九月初被暴徒放置的土製炸彈炸死的消防隊長簡文以及電台評論員林彬被暴徒在街上縱火活活燒死)的暴動,也是於當年五月初,左派暴徒,借新蒲崗一間人造花(塑膠花)廠的工潮引發的。
當年在瑞和街開設的「山寨廠」,其中大部份都是塑膠花廠,約有十間之多。工廠內進行的,大都是用壓模機壓製塑膠花配件的工序,細小的工廠內,擺滿了壓模用的重型機械。在我往返幼稚園(瑞和街的聖公會聖巴拿巴堂幼稚園)的途中,都總會不絕地聽到壓模機「轟隆」、「轟隆」的響聲。機器的熱力,亦會令到塑膠原料受熱而發出那種獨特的氣味(並不刺鼻)。工廠內,亦會進行塑膠花半製成品式「上色」的工序,將用塑膠原料壓鑄出來的花瓣、花托、花蕊、花枝等加上不同的顏色。
而工廠對出的行人路上,經常都會擺滿了塑膠原料和各式的塑膠花半製成品。大部份的半製成品,都會以「外發加工」的方式,交由附近居住的家庭主婦和小童在家裡「加工」,所謂「加工」,通常是將一支或一朵花的不同部份裝配起來,這就是人稱的「穿膠花」,「穿」好了的膠花,再交回「山寨廠」去「出貨」。在那個年代,要留在家照顧孩童或打理家務的主婦,又想幫補家計,普遍都會「接」這樣的「外發」。
到了六十年代沒,塑膠花工業開始在香港「式微」了。在瑞和街,一間又一間的塑膠花的「山寨廠」都結業了。隨著瑞和街北段的新樓落成和人流增加,代之而起的,都是售賣家居日用品的店舖和照顧居民日常需要的行業,其中有士多、辦館、洗衣店、文具店、雜貨店和醫務所等等。就好像現在仍在那裡經營的「金興超級市場」,它在七十年代開業的時候,是名叫「金興米業」的,但一直都是一間只是一個舖位大小,卻售賣包羅萬有的糧油雜貨、家庭式經營的店舖,而現在還在經營的第二代,都已是「亞伯」輩份了的老人家。在「金興」隔鄰的,是何樂勳醫生醫務所,年青的何醫生在七十年代沒開始,便在那裡行醫,如今經已是個上年紀的醫生了,醫務所裡的護士,也換過了多次。從前我家在官塘居住的時候,家人每逢有「頭暈身罄」,都會去他的醫務所求醫。我在那裡登記的「覆診咭」上的號碼是個三位數字的,足以證明我是何醫生一個多麼senior的一個顧客了。
官塘的故事多的是。每個「活在官塘」過的人,總會有一大堆。我常自嘲是個聖若翰小學的出品,因此沒有寫得一手活潑生動的文章,去將官塘的軼事一一告訴大家,來挖苦我就讀的那間官塘名校,真的很無聊!但也反映了每個小朋友在傳統至高無上的學校制度裡長大過程中,與「權力」抗衡而結下的不解「情義結」。

我就讀的官塘瑪利諾書院,同學當中,大部份都是居住官塘、雞寮、秀茂坪或牛頭角一帶的公屋,家庭環境都不會太好,因此同學們中,不乏在暑假期間去當暑期工的。學生們去當暑期工,這也是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仍在起飛之初的其中一個普遍現象。那時候,香港的工業,正在黃金期,工廠要應付源源不絕的訂單,永遠都是人手不足。工廠區貼滿招聘的告示。每逢暑假,大批閒著的學生,便成為人力的來源,況且暑期工都不是長工,又是少年人,薪酬福利都可以大幅少於成年的工人。
而家境不好的學生,想賺點錢的,在要上學的日子裡,除了高年級的少部份學生可以當補習老師,教導低級的學生,但收入卻是非常低微。總不及在暑假的一兩個月裡,當暑期工,專心賺的錢多。賺到的錢,有的學生會用來幫補家計,但大多會用來添置新學年的課本,一些家境略為好一點的學生,會將賺到的錢,用來購買一些不願花家長的金錢去買的「心頭好」。
1978年,我中二的暑假裡,我第一次去做暑期工。第一份的暑期工,是在一間位於官塘碼頭附近的洋燭廠內做包裝的。在一間非常狹小的廠房裡,坐著年紀不同的工人,有成年人的長工,也有與我年齡相若的其他暑期工,和我一起到那間工廠工作的同學,一個一個被安排坐在木製的長上,擠逼得很。但工作卻非常簡單,只是將一支支的洋燭用透明的膠紙包裹起來,而一個管工,不停責備我們這班新人。廠房內外的通道是擺滿貨物的,相信必定違反了消防和勞工條例。萬一發生意外事故,必然會做成近年經常在中國的工廠內發生死傷無數,慘重的火警和其他「特大」人禍。然而,當年的勞工階層,對工業安全和勞工保障的意識,是非常薄弱的。幸得到後來,政府對工業安全意識的提升,十分注重。而很多如「街工」,「真正」關注勞工權益的組織,亦為爭取勞工福利和抗衡勞工階高層被受顧主的剝削,真真正正的負出過汗水和努力。
說回我的第一份暑期工,小時候到大牌檔去,都只是食早餐,只懂得食粥、食「炸兩」的我,當午飯時間,走到官塘碼頭北面的大牌檔的時候,才知道原來在大牌檔裡,是有那麼多的「碟頭飯」供應的。此外,還有那些「兩飯」,即飯和是分開收費的,一碟飯一圓,則是每天特定的十多款,分必放在一個個的盤裡,一小份的(如炸魚、雞手腳、豬扒)收一圓,一般人通常要食兩(一碟飯和兩份)才能「飽肚」的,那便要三圓了。
自小開始得到家人無微不致照顧的我,對工作,甚至食午飯都不甚習慣。在工作了一天半,便沒有幹下去了,實在不該輕易就放棄那磨練自己的機會。
幸好,那個時代,真的是「工求人」的。不久,一間我曾到過那裡登記的工廠便致電給我,還說我可以在翌日便上班去。
翌日,我便到那間位於偉業街146號美嘉工業大廈天台的工廠上班去。那間工廠的名字叫「東亞實業」。在那個年代,大多數的香港人、香港的廠家和商人,都是靠實業、實幹來創造財富和成就的,不像現在的商人,可以耍出那麼多「不冒正業」的錢技倆。
那間「東亞實業」是有兩層的廠房,一層是在該工業大廈的頂樓的,另一層則是在天台上(應該是僭建出來的)。在頂樓的廠房,是工廠的「長工」的工場。由於工廠是生產聖誕節的裝飾物品的,而大部份的裝飾物都是以塑膠材料製成的,因此「東亞」頂樓的工場是壓鑄塑膠物料的,裝置了多部的壓模機,也因此是暑期工的禁地。因此,我對那裡的環境亦不太認識。只見到頂樓的升降機大堂和通往天台的樓梯經常都擺滿了塑膠原料。回想起,那是危險萬分,造成了阻塞走火通道,有違消防條例。
天台上,共有三座大型的鐵皮屋建築物,佔據半個天台的面積。雖然都是僭建的,但結構都看似相當穩固。最大的一座鐵皮屋是用作為工場的(靠近偉業街144號近德士活工業中心),也是所有暑期工的天地(大部份暑期工都是集中在那座廠房內工作),靠近另一邊的一座鐵皮屋(靠近偉業街154號德信工業大廈),是另一個「長工」的工場。而靠近後面九龍麵食廠大廈的那個廠房,是一個貨倉和員工的宿舍,因為工廠顧用了幾個從大陸來港的雜工,全都是鄉音未改的,在晚上,他們都是在工廠裡留宿的。對於工廠說來,無疑是多了幾個免費「看更」。由於他們的廣東話並不靈光,與土生土長的暑期工都沒有甚麼溝通,但經常都會聽到他們說,每逢在週六晚上,他們幾個人,都會拉隊到北角區去「搵女仔」(召妓)。
雖然這份暑期工上班的地方,只是一間在天台的鐵皮屋,但可能是同年紀的十多二十個少男、少女暑期工都集中在一起工作,彼此間有一種親切感,我除了一連兩個暑期在那裡當暑期工,也在期間的聖誕節假期,在那裡做過十來日的臨時工。
「東亞」的暑期工,做的都是簡單的裝嵌和包裝聖誕裝飾物品,或是那些物品的最後加工。暑假是工廠「趕貨」的黃今期,因為製成品都是出口的,加上「出廠」後要經過兩三個月的水路運送,才能趕及在聖誕節前將貨物放在歐美的零售市場首賣。
在「東亞」的出品中,有一件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大家熟識的塑膠聖誕樹上那些像舖上了雪霜的松球。要做到那效過,便要將一個個本來是粽色的松球,放進一個倒滿了白色漆油的膠盤內,然後用人力將膠盤猛力搖動,在盤裡內滾動了一會兒後的松球的表面突出的邊沿,便會沾滿白色的漆油,便會活像舖滿了飄雪一般。
工作中,接觸最多的,便是金粉和銀粉,因為那幾乎每件聖誕裝飾物品上必需的,也因此,每晚放工時,衣服和身上都或多或少會黏著金粉和銀粉。所以,在返家途中,我都不想遇到熟識的人。由於工廠僱用了雜工,像我般當暑期工的男孩子,每天也只有很少的時間,是須要去幫工廠搬運沉重的貨物和原料的。即使須要,貨物都是用塑膠材料製成的聖誕裝飾物品,要搬運起來,也不會太笨重。
給我印象很深的,是那用來包紮瓦通紙箱的「拉帶機」,那是一個一呎長左右,上面有一支前後拉動的桿的「槓桿」器具,只要將它放在瓦通紙箱,將包紮用的膠帶(黃色約兩厘米闊的膠帶)將紙箱圍繞一圈,然後將膠帶套進預先放在拉帶機內的一個扁平的鐵圈內,然後將拉帶機拉動幾下子,鐵圈套緊膠帶,便可以將瓦通紙箱牢牢地結紮起來。包紮了膠帶的紙箱才能避免在運輸途中破裂,而膠帶套在紙箱外,亦方便了搬運時提舉。
在那個年代,「東亞」的工作環境也算不錯了,雖然是鐵皮屋的僭建廠房,但也有裝置了幾部冷氣機,大部份時間都留在廠房內做包裝的暑期女工就最受用了。此外,每朝早上和中午,工廠都有工人將一大煲煮滾了的水放在暑期工的工場外那個擺放水杯的架上。工昨時間雖然是朝八晚六,但午飯時間,是由十二時半至一時半,足夠到附近食午飯及四處逛逛。那時,我和三兩個較投契的暑期工,都會在工廠樓下那間茶檔「食晏」。那只是一間售賣咖啡、奶茶、西多士、三文治和餐蛋麵等食物的茶檔。有些時候,亦會去光顧附近巧明街的車仔麵檔,當暑期工的我,麵裡的都不會豐富,通常只是幾粒「魚蛋」,但「狂加」蠔油,令麵湯的味濃一點後,也會美味非常。午飯後,未「開工」前,一班暑期男工,都會返回「東亞」的天台上聊聊天,因為在那裡,向東北面,可以飽覽秀茂坪、大上托(秀茂坪後面的山)、飛鵝山和藍田一帶的風光。向南面,更可飽覽整個維多利亞港和啟德機場的飛機升降。很多時候,大家還會走上「天台的天台」(大家猜想一下是天台上那個位置呢!)上,少年人都愛「冒險」,幸好當年沒有一個墮樓!聊天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大家就讀的學校的軼事、家庭生活、香港以至全使界在發生的事情,當然也有那些一知半解的性知識,也會講那一班與我們一起共事的暑期女工的是非。
從小便聽說工廠裡會最「話得事」的是廠長,此外又會有管工和「line長」等等的人物。我在「東亞」當暑期工的日子裡,最熟識的是「吳生」和他的老婆「吳太」。他倆夫婦是工廠的老闆,聽聞工廠是他倆的上一代開設的,工廠內有兩為年紀較大的亞伯,吳老伯和蔡老伯便分別是他們的父親(兩親家)。
吳生和吳太都是實幹型的廠家,雖然「東亞」並不是一間大廠,但給我的感覺,相信「東亞」是憑他倆的勤勤力力,從更小型的「山寨廠」(在六七十年代,小規模得甚至只是在一個地舖開設的工廠)發展出來的。但那都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吳生和吳太是很有默契的一對夫婦,各自管理廠內不同的部份。吳生主要管理頂樓那層的生產和所有的長工,因此較少會在天台的一層出現,吳太是管理天台的工場和我們一班暑期工的,因此經常會見到她。吳生是個略為肥胖,臉上架著一對近視眼鏡,經常掛著笑容的中年男人,他偶爾也會與我們一班少年人說笑。吳太也是個少運動,開始肥胖起來的「師奶」,樣貌有點似「徐麗泰」,臉上同樣架著一對近視眼鏡。她說起話來,倒又有點訓導主任的模樣,但閒談時,也會去了解一下各個暑期工的家庭背景。吳生和吳太最相似的,是他們的近視度數都相當高,他們的眼鏡的鏡片裡,都是一圈又一圈的。他們是在秀茂坪富華閣居住的,「返廠」和「放工」都是駕車的。有的時候,當「加班」之後(若晚上9時半),他們都會順帶多載兩三個暑期工返回秀茂茂坪去。
暑期工的生活,當然不會像在學校裡的輕鬆自在。每天都要準時「返工」,準時「放工」。在「東亞」,一班暑期工「返工」和「放工」時,是不用像工廠裡的「長工」要「打咭」,而是在每個人的一張工作記錄咭(一張細小的硬咭紙,可以放在口袋的)上,由吳太在「放工」時記下當日工作的總時數,因此每天「返工」,都要緊記攜帶那張咭。而吳太也另設一本暑期工的工作記錄簿,作為工廠的正式記錄。
講到工資,暑期工都是以時薪計算的,當時的時薪只得是兩圓。即每天工作九小時,一星期六日,每月的工資約為468圓。雖然若將我現時的工作以時薪來計算出來的412圓時薪(以每月工作175小時計算)來相比,是極之微薄。但人貴知足,加上都是自己一手一腳賺回來的金錢,在第一次「出糧」的時候,經已是十分雀躍了。
那時候,「東亞」的暑期男工和暑期女工的數目都差不多,男女之間的交流不多。但記得在暑期快完結,大家快要重回校園的時候,都攪了一次旅行,目的地是當時還未受破懷,變成高爾夫球場的橋嘴島。那時到橋嘴島,先要由官塘乘巴士到彩虹,然後轉巴士往西貢,再乘坐「街渡」,才能抵達。記得回程時,在西貢巴士站足足等了一個小時的巴士。那次旅行雖然是在盛夏時去的,但興致勃勃的一班少年人,也照樣在沙灘上燒烤。那年代的燒烤,事前是要有很周詳的準備和分工,要有人負責預備燒烤叉、有人負責帶蜜糖和麵包、有人負責帶碳、又要有人預先買燒烤的食物和醃製等等。絕不像現在一切都在可留待到了西貢才去購買。燒烤後,燒烤叉都會帶走,留待下一次再用的,是非常環保和不浪費的。我記得,那時有一位「花名」叫「紅豆」的少女,是在秀茂坪曉光街那間私立中學就讀的,由於她的樣貌與蘇小姐有幾分相似,因此我對她也有點「好感」。那次燒烤的雞翼,也是「紅豆」負責醃製的。
第一次當暑期工的「薪水」,我用來買了我的第一部單鏡反光相機,那是在當時眾多牌子和款式中,唯一部可以買得起的,那是一部由東德「Paticka」廠製造的,而且是一部全手動,無測光裝置的。雖然擁有一部自己賺錢買的相機很興奮,但回想當時自己的家境,買那部相機實在太奢侈了,我沒有將那幾百圓給媽媽和祖母,只顧自己享樂,長大後一直令我感到十分內疚。
「時而勢易」,三十年後的今天,不知道「東亞」在經歷了時代的幾許轉變後,是否仍然依舊(相信不會),但我也衷心祝福吳生和吳太,以及他們的後人。

「雞寮」這名字,在我所寫有關官塘的軼事中,經已多次出現。而「波地」,就是三四十年以前,人們對足球場的稱號。在從前官塘(翠坪道)內,有多處大大小小的遊樂休憩場地,但真正可用來踢足球和進行比賽的場地(官塘遊樂場除外),就只有該第六與第七座之間的那個硬地足球場。那球場佔地約70乘70米,四週圍上鐵絲網,共有三個出入口,分別進出第七座、第六座及翠坪道。除了兩個足球的龍門架和地上劃上了的足球場界線(組成一個完整的足球場),以及在靠近和樂那邊擺放了兩個並排的籃球架(只可用作射籃練習)外,並沒有如現時大部份的公共足球場(如沙嘴道遊樂場、楓樹街遊樂場或修頓球場等等)的一般設施,例如更衣室、廁所或看台等等的設施。但以官塘(翠坪道)建築的五十年代末期建築和社區設施標準說來,那一個球場的設立,經已為當年在附近的居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踢波和遊樂場地。加上香港足球界在五十年代有過一段光輝的歷史,這個「波地」經已能滿足普羅市民對足球場的需求了。
雞寮的「波地」,與當時其他大部份的公共場足球場,同樣是不需要預先租場才可使用的,因此,「霸場」就成為使用球場的最普遍途徑,除非當時球場沒有其他人在使用,否則就要以「人多勢眾」的力量去「霸場」,只要人數夠多,正在使用球場的人們,也要「退位讓賢」,這都已是不成文的球場「規矩」。
遇上不願「讓賢」的,新來一大班人多勢眾的,便先會在場地上擾擾攘攘,例如多個人走到龍門前,用多個足球同一時間練習射波,令原先在踢波的一班人無法再踢下去。當然「人丁單薄」的那一班,大都會「識做」,拉隊離場,將球場讓出來。在那年代,這已算是一種很「斯文」的「霸場」方式。
當然,有些時候,當先後到場的雙方較為勢均力敵(或其中一方以為是)的時候,雙方便會引起口角,甚至動武(打權頭架)和衝突。此外,許多「波友」,為了「霸場」,無論本身是否真的是黑社會成員,也會在球場上自稱是某某「大佬」或「社團」的「馬」。當然,球場亦是黑社會或扮黑社會的人士收保護費,收「會員」的地方。上述所講的球場規矩,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不用我多說了。
提到黑社會,「波地」當然也是他們用來「講數」和「開片」的地方,因為「波地」的面積夠大,足夠雙方「曬馬」,而廝殺起來,可以追追逐逐,場面既壯觀,又有附近居民作為觀眾。加上有多個出入口,可以給落敗的一方一條生路,落荒而逃,避免了「困獸鬥」而「一鋪」被「清袋」。更重要的,是當警察到場時,方便「散水」。
雞寮的「波地」這一遍空地,也有被用作其他的用途。例如每年的盂蘭節,雞寮的「波地」會用作表演神功戲和拜祭的場地,從前盂蘭節盛大的活動,如今雖然仍然舉行,但舉行的地點卻少了很多。許多從前在公共屋的球場舉行的盂蘭節活動,都因屋的重建而消失。而我較為熟識,每年都會在牛頭角下第九座旁邊球場舉行的大型盂蘭節活動,亦快將會隨屋的拆卸重建而成為歷史了。提到神功戲,令我想起香港的另一特色,就是香港的佛教和道教很多時,都是被人誤解而混淆,及最終互相融合一起的。好多人在進行道教的儀式時,卻以為自己正在參與佛教活動……。當然演出神功戲,背後的道教因素較多。記得從前每到某個月份,雞寮的「波地」上便會蓋搭起三幾個大大小小的鋅鐵竹棚,最大的一個,足足有三四層的樓高。是用作為表演用的,因此亦稱為「戲棚」,戲棚內會建設一個舞台,舞台前的空地,便會擺放多排的座椅(接椅)。竹棚和場地的外圍,亦會掛上多個大型(兩三層樓高)的傳統巨型花牌。
那類型的花牌,今天除了在盂蘭盛會的地點還會見到外,經已鮮為人見了,即使有,使用的材料,除了紙張和布料外,還經已加上了許多不環保的塑膠材料。從前當這類型的花牌盛行時,酒樓,大型商舖、甚至大機構的「開張」(開始營業)時,都會在建築物外圍掛滿這類大型花牌,況且從前從事酒樓、食肆等生意的人,都是用自置物業的,因此會在擁有業權的外牆上掛上那類花牌,花牌越多,便表示越「架勢」(有面子)。但現時的酒樓食肆都開設在租用的樓宇內,而商場、商廈的外牆,早已有一定的設計,將其粉飾得美輪美奐的。樓宇的公契和大業主,大都嚴禁任何租客在非他們擁有業權的外牆上附加任何物品(大業主除外)。
再講回盂蘭盛會,神功戲是連續多個晚上上演的。上演的,大多是大戲(粵劇),但由於雞寮一帶居住了不少潮州人,因此也有潮語的戲曲表演。盂蘭盛會的場地上,亦會擺放很多「紙紮」的神像和肖像,甚至連「八仙」、「西遊記」裡的人物也有,而且個個都栩栩如生,反映出香港民間紙紮藝術的深厚造詣。其中最大型的,通常都會是那個名為鬼皇(專捕食遊魂和惡鬼的神仙)的一個像。記得小時候,經過這神像的時候,祖母都會嚴重警告我,不要走近去窺探神像,尤其是它的內部,因為那會觸怒鬼皇體內收藏了的惡鬼。
除了民間團體攪盂蘭盛會,民政署(有些人特地稱它為「民政司署」,因為讀起來的字音不雅)也偶爾會在晚上,於「波地」上播放電影。一部放映機,再加一幅張開約有十餘呎高,二十餘呎闊的簾幕,便可以舉行了,播放的,儘管只是舊電影,也吸引到一定數量附近的居民前去欣賞。
此外,我在12月12日所寫的「寶光電器及洪記燒臘」一文中,亦提過雞寮的「波地」,在七十年代初,為便利雞寮街市的重建,曾一度被闢作為一個臨時街市,為時約大半年。
至於雞寮的「波地」,增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用途,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六一八」雨災後,皇家英軍曾派出隊伍到場,參與一連幾星期的災場後期的挖掘和善後工作,當時在「波地」上,便蓋搭了一個大型的軍用帳幕,印象中有數十呎長和十呎高左右,讓軍人作息之用,而不會影響道附近居民的生活,特顯出皇家英軍的優良紀律性,也令人想起「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句話,因為當年英軍駐港進行「防務」,香港政府(即香港市民)是要負擔部份軍費的。
至於雞寮的「波地」的原址,就是現今翠屏最舊一座公屋「翠楠樓」的位,翠楠樓是官塘(翠坪道)重建計劃裡,首座建成的雙「H」型公屋。在七零年代沒,因房署要重建官塘(翠坪道),需要在未清策內的七層大廈前,先在區內興建一座新的公屋,用來在日後開始清策時,安置受清拆影響的居民,使他們能夠在原區重置,因此便揀選了「波地」作為興建這第一座新公屋的地點。
雞寮的「波地」用作為球場,休憩地,盂蘭節活動,甚至「開片」的歷史任務亦從此結束了。在翠楠樓興建期間,曾發生一宗地盤意外,一名在地盤內任雜工的女工,在工作時失足從高處墮樓身亡。這是不少現今在翠楠樓居住的居民也不知道的。而繼翠楠樓落成後,翠楣和翠楊樓也相繼在曉明街落成。而對雞寮的「波地」還有印象的人,相信都不多了。

各位網友,真對不起!在我於12月7日發表的「秀茂坪」一文中,除了少許「別字外」,在文中第三段中提及與秀茂坪新區相同類型的公屋所列舉的例子中,將官塘(翠坪道)也包括在內,是不正確的,因為該是都是七高層大廈,正如我在於9月20日發表有關該的「七層大廈」一文中,經已提及過了。對上述錯誤,我在此致歉!

文章來源︰星島日報  5-12-2009

市建局近年密鑼緊鼓收購觀塘裕民坊舊樓,年內先後向區內老牌霍英東家族、「電影大亨」邵逸夫,以及大生地產等出手,連環大手收購,當中所購入的更不乏地標物業,包括麥當勞鋪址及寶聲戲院舊址。

霍英東家族持貨最多

觀塘舊區有不少老牌家族坐鎮,其中持「貨」最多的是有觀塘裕民坊「大業主」的霍英東家族,市建局年內向該家族購入多個物業,有地鋪也有住宅,涉資近六億五千萬元。當中包括上月市建局所收購裕民坊六十四至六十六號裕民坊大廈地鋪,租客正是麥當勞快餐連鎖店,早於數十年前進駐。

除了霍氏家族外,市建局今年十月亦向「電影大亨」邵逸夫等購入寶聲戲院舊址,涉及同仁街十三至二十三號美都大廈部分樓面,地鋪約三千方呎及一樓約八千方呎,作價二億一千八百萬元。

寶聲戲院曾經興旺一時,不但區內客光顧,區外人士相約到觀塘聚腳也經常以此作據點,這裏更是情侶拍拖勝地,八十年代之前是區內最矚目的地標。後來,電影業市道不景,該戲院遂於○二年八月結業,及後業主將物業翻新作為鋪位出租,現時分別為三個租戶租用,地鋪租客包括電訊公司及影音店鋪等,部分地鋪連同一樓,則出租予一家中式酒樓,估計每月租金合共逾七十萬元,以易手價而言,回報三厘九,為市價水平。

另外,曾經拒絕出售物業予市建局的大生地產,最終亦於今年四月首肯出售物業,涉及為裕華大廈商鋪、住宅戶、天台及側面外牆,作價一億一千萬元。

業內人士指出,經過大規模收購,觀塘區內老牌家族,都已一一出售物業,相信短期重建工作可以有突破性的進展。

「寶光」和「洪記」都是普通不過的名字。然而,這兩間曾在官塘區經營截然不同行業的商舖,都是官塘區的歷史篇中的其中的兩頁,這兩間商舖的經營和發展過程亦與許多在區內盛衰過的商舖,有著相近之處。

「寶光」和「洪記」早期都是在雞寮,即從前官塘(翠屏道),現今的翠屏街市內營業的,那個街市是由一大堆雜亂無章的單層木屋組成的,內裡有百多個售賣不同幹濕貨的攤檔,範圍由當時雞寮第三四座開始,伸展到第五,第六、第七及第八座,及第九座的後面,並與每座七層大廈地下的商舖、「茶居」混為一體,成為一個大市集,而街市後面的斜坡上,便是和樂的所在。

面積廣闊的街市內有左穿右插的通道,可謂星羅棋布,但習慣了到街市「買送」的人,都絕不會迷路。街市在1970年左右曾被拆卸重建,拆卸前所有攤檔都遷到第六座與第七座中間的波地(一個硬地足球場)裡營業,期間,從前雜亂無章的街市,變成一間間指定大小的鋅鐵屋攤檔,開始變得有規劃和受到監管。之後,整個街市再遷回第七和第八座後面的空地重置(地點若在現時寶珮苑與翠楠樓之間那座多層停車場的位置)。重置後的街市,每個攤檔都有一定的大小規限,通道也井然有序,而且有合發接駁的電力供應,但卻失掉了街市的味道。因為攤檔都被局限在4×6呎的鋅鐵屋內經營,對很多售賣的生肉攤檔說來,都並不合適。而為了雞寮的重建,街市最後在1985年左右被完全清拆。
「洪記」是在我還很幼少的候時便認識的一個攤檔,是售賣「美味」的活家禽的。從我居住的新安樓到「洪記」,只要途經新安樓與雞寮之間那一條三四十級的樓梯,再經過常常在播放著潮州樂曲的一個攤檔(每當我祖母聽到那些潮州樂曲,便笑說甚麼「潮州佬扯姑姑,自己顧自己」,至今我也對她的話摸不著頭腦),便會看到「檔口」很大的「洪記」了。

「洪記」是一對夫婦經營的,他們有幾個兒子,也一直在檔口裡幹活,「洪記」還有一個女兒,由於她當時太年幼,因此一直沒有在檔口裡幹活,而做個與她的兄長生活截然不同,可以跟其他女孩一般讀書成長的女孩。我最深印象的,是「洪記」的女老闆(我不喜歡用「事頭婆」或「老闆娘」那些對女性不大尊重的字眼),由於她是賣雞的,因此我家都稱她為「雞婆」,但由於我的祖母和她較為熟稔,因此要我在見到她時,稱她為「挈媽」(但從沒上挈)。我讀中學前,家裡要「雞」,都會幫襯「洪記」的,那時候買活雞的方式,到了現在政府要「趕絕」活雞小商販的年代,快要被淘汰了。那時買雞,是雞販從雞籠裡將雞續隻捉出來給顧客揀選,揀了,雞販便會在雞腳上掛上一個寫上了號碼的小木牌,叫「雞牌」,有同一個號碼的另一個「雞牌」便會交給顧客。然後雞販便會將那隻雞拿去「」,當客顧稍後回來時,便靠那個「雞牌」去確認之前訂購了的雞。有時候,「洪記」也會將為顧客好的雞,送貨到顧客的家去。

「洪記」除了售賣雞鴨鵝,後來還售賣燒臘起來,有時候,我和祖母途經「洪記」,「雞婆」總會立即切一塊叉燒塞進我口。這優惠,直到後來雞婆對我祖母「失言」後,我祖母再沒有與她交往為止。

「洪記」於雞寮街市重建後,因為它是從事屠宰和燒臘的,每天都會見到「雞婆」一家人在街市專為商販屠宰和燒烤燒臘的一角「工作」,殺雞的動作是很殘忍的,雞販將雞從籠裡捉出來,在頸上用鋒利的小刀一,雞血便會即時噴出來,接著被割了喉的家禽痛不欲生地跳動幾下後,便會昏死去。那雞場旁邊的一個燒爐,也令我認識到掛爐雞鴨、燒豬和叉燒等燒蠟食物的燒製過程。

70年代中,「洪記」終於走出雞寮,將燒臘生意「上舖」,在協和街121至141號的「仁富洋樓」地下開設了「洪記」燒臘店,燒臘店除了門市,也有堂食。而「洪記」在雞寮的基地仍然用作售賣活家禽和雞殺鴨和之用,也作為泡製燒臘的工場,但「雞婆」出現在協和街「洪記」的時間,也陸續比在雞寮的多了,至於雞寮的「洪記」經營到那時才結束,我卻不大清楚。今天途經協和街,亦經已再沒有見到「洪記」了。至於「洪記」的後人是否仍然在經營燒臘和活家禽的生意,我亦「一無所知」了。
「寶光」電器在雞寮營業的時候,只是在一個細小的鋅鐵屋內,雖然是一間電器舖,但「寶光」主要的生意,實際上是為附近的街市攤檔「搭」電的,因為在街市的重建前,像雞寮這一類的臨時攤檔,是沒有合法的電力供應的,因此在早期,每個攤檔都要靠從附近七高層大廈的徙置區非法「駁電」使用,因此雞寮街市的上空,是電線亂飛,縱橫交錯的。那時候,在「寶光」裡存貨最多的,便是電線。

至於電器,當年的普羅大眾,生活水準還未富裕得可以享用太多和種類林林總總的家庭電器,當時電視機也只是剛剛開始在低下階層普及起來。在六十年代,官塘的市面上,也少有專門售賣電器的商店。「寶光」售賣的電器,也知以「原子粒售音機」為主,莫小覷這類收音機,因為它是用乾電(電池)的,它的出現,才能令收音機變成手提式的。從前的收音機,是一座的,而且需要用「濕電」,因此只適合「四平八正」地擺放在室內收聽。當時的原子粒收音機小雖然可以手提,但小型的,也有一包即食麵的體積,而且還要附加一個同樣大小的電箱(裝載四粒D Size電池)。

除了售賣和接駁電線外,「寶光」也「上門」維修家居電器。當年的家居電器種類不多,一般市民也不像現在,只要電器稍有損壞,便會選擇去購買新的,而不會先考慮去維修,甚至電器用品沒有損壞,只是用舊了,或與別人的比較起來,款式稍為陳舊,便急於更換了。「寶光」是由兩兄弟經營的,因此當其中一個外出維修電器時,另一個便留守「看舖」。

寶光這兩兄弟,聽說是早年由「大陸」偷渡來港的,後來開設電器舖,都是早年帶著拼搏精神、嚮往自由而偷渡來港,並為香港早期的發展出過一分力的人。當電視機開始普及,「寶光」的兩兄弟,便為附近的居民裝設電視天線。當時的公屋,甚至私樓,都沒有公共天線的裝置,因此每個住宅單位向天的一面,都成為裝置天線的理想位置。70年代中,「寶光」亦終於走出雞寮,變成在嘉樂街的宏業大樓近瑞和街那邊的一個地舖營業,後來再搬遷到對面的順景大樓地下的一個更大的舖位(近現在的馬會投注站)營業。由於舖位面積大了,售賣的電器用品也多起來,但始終都不及當時經已開始盛行的電器舖裡售賣的電器種類多和新穎。而寶光電器「上舖」後,亦將名字改為「寶昌」。

「寶光」也如「洪記」一樣,也結業多年,下落亦不明。但他們的一段經營歷史,都是香港許多小商販的「典型」。在此,我衷心希望他們的後人萬事如意,身心安康。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11-12-2009

市區重建局在 01年提出《市區重建策略》,列出 225個重建項目,但至今只完成 49個,按目前進度估計要多 30年時間才能完成餘下 176個項目。公共專業聯盟批評該局重建工作太慢,而大部份已完工重建項目的地積比率,平均上升 30%,有違市民希望低密度發展意願。

項目違低密度意願
聯盟主席黎廣德昨估計, 10年後會有 2.2萬幢私樓樓齡超過 30年,按市建局的重建速度一定「做唔晒」,加上大部份已完工重建項目內的地積比率平均上升 30%,顯然是與市民希望低密度發展的意願相反,更造成不少社會衝突。他建議市建局退出發展商角色,並改名為「市區更新局」,放下重建及保育工作,專注協助舊樓居民維修大廈,如資助他們購買物料等,避免太多拆卸重建。他指,如樓宇結構太差必須重建,就一定要與受影響居民商討如何重建,減少重建時出現的爭拗。
身兼市建局董事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贊成市建局改變職能,主力協助居民復修樓宇,而非強行收樓再建豪宅圖利。

市區重建局在 01年提出《市區重建策略》,列出 225個重建項目,但至今只完成 49個,按目前進度估計要多 30年時間才能完成餘下 176個項目。公共專業聯盟批評該局重建工作太慢,而大部份已完工重建項目的地積比率,平均上升 30%,有違市民希望低密度發展意願。
項目違低密度意願聯盟主席黎廣德昨估計, 10年後會有 2.2萬幢私樓樓齡超過 30年,按市建局的重建速度一定「做唔晒」,加上大部份已完工重建項目內的地積比率平均上升 30%,顯然是與市民希望低密度發展的意願相反,更造成不少社會衝突。他建議市建局退出發展商角色,並改名為「市區更新局」,放下重建及保育工作,專注協助舊樓居民維修大廈,如資助他們購買物料等,避免太多拆卸重建。他指,如樓宇結構太差必須重建,就一定要與受影響居民商討如何重建,減少重建時出現的爭拗。身兼市建局董事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贊成市建局改變職能,主力協助居民復修樓宇,而非強行收樓再建豪宅圖利。

公共專業聯盟報告"居民主導 成果共享 – 市區更新策略研究報告“,可見︰

http://www.procommons.org.hk/?p=2914〈=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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