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讀的官塘瑪利諾書院,同學當中,大部份都是居住官塘、雞寮、秀茂坪或牛頭角一帶的公屋,家庭環境都不會太好,因此同學們中,不乏在暑假期間去當暑期工的。學生們去當暑期工,這也是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仍在起飛之初的其中一個普遍現象。那時候,香港的工業,正在黃金期,工廠要應付源源不絕的訂單,永遠都是人手不足。工廠區貼滿招聘的告示。每逢暑假,大批閒著的學生,便成為人力的來源,況且暑期工都不是長工,又是少年人,薪酬福利都可以大幅少於成年的工人。
而家境不好的學生,想賺點錢的,在要上學的日子裡,除了高年級的少部份學生可以當補習老師,教導低級的學生,但收入卻是非常低微。總不及在暑假的一兩個月裡,當暑期工,專心賺的錢多。賺到的錢,有的學生會用來幫補家計,但大多會用來添置新學年的課本,一些家境略為好一點的學生,會將賺到的錢,用來購買一些不願花家長的金錢去買的「心頭好」。
1978年,我中二的暑假裡,我第一次去做暑期工。第一份的暑期工,是在一間位於官塘碼頭附近的洋燭廠內做包裝的。在一間非常狹小的廠房裡,坐著年紀不同的工人,有成年人的長工,也有與我年齡相若的其他暑期工,和我一起到那間工廠工作的同學,一個一個被安排坐在木製的長上,擠逼得很。但工作卻非常簡單,只是將一支支的洋燭用透明的膠紙包裹起來,而一個管工,不停責備我們這班新人。廠房內外的通道是擺滿貨物的,相信必定違反了消防和勞工條例。萬一發生意外事故,必然會做成近年經常在中國的工廠內發生死傷無數,慘重的火警和其他「特大」人禍。然而,當年的勞工階層,對工業安全和勞工保障的意識,是非常薄弱的。幸得到後來,政府對工業安全意識的提升,十分注重。而很多如「街工」,「真正」關注勞工權益的組織,亦為爭取勞工福利和抗衡勞工階高層被受顧主的剝削,真真正正的負出過汗水和努力。
說回我的第一份暑期工,小時候到大牌檔去,都只是食早餐,只懂得食粥、食「炸兩」的我,當午飯時間,走到官塘碼頭北面的大牌檔的時候,才知道原來在大牌檔裡,是有那麼多的「碟頭飯」供應的。此外,還有那些「兩飯」,即飯和是分開收費的,一碟飯一圓,則是每天特定的十多款,分必放在一個個的盤裡,一小份的(如炸魚、雞手腳、豬扒)收一圓,一般人通常要食兩(一碟飯和兩份)才能「飽肚」的,那便要三圓了。
自小開始得到家人無微不致照顧的我,對工作,甚至食午飯都不甚習慣。在工作了一天半,便沒有幹下去了,實在不該輕易就放棄那磨練自己的機會。
幸好,那個時代,真的是「工求人」的。不久,一間我曾到過那裡登記的工廠便致電給我,還說我可以在翌日便上班去。
翌日,我便到那間位於偉業街146號美嘉工業大廈天台的工廠上班去。那間工廠的名字叫「東亞實業」。在那個年代,大多數的香港人、香港的廠家和商人,都是靠實業、實幹來創造財富和成就的,不像現在的商人,可以耍出那麼多「不冒正業」的錢技倆。
那間「東亞實業」是有兩層的廠房,一層是在該工業大廈的頂樓的,另一層則是在天台上(應該是僭建出來的)。在頂樓的廠房,是工廠的「長工」的工場。由於工廠是生產聖誕節的裝飾物品的,而大部份的裝飾物都是以塑膠材料製成的,因此「東亞」頂樓的工場是壓鑄塑膠物料的,裝置了多部的壓模機,也因此是暑期工的禁地。因此,我對那裡的環境亦不太認識。只見到頂樓的升降機大堂和通往天台的樓梯經常都擺滿了塑膠原料。回想起,那是危險萬分,造成了阻塞走火通道,有違消防條例。
天台上,共有三座大型的鐵皮屋建築物,佔據半個天台的面積。雖然都是僭建的,但結構都看似相當穩固。最大的一座鐵皮屋是用作為工場的(靠近偉業街144號近德士活工業中心),也是所有暑期工的天地(大部份暑期工都是集中在那座廠房內工作),靠近另一邊的一座鐵皮屋(靠近偉業街154號德信工業大廈),是另一個「長工」的工場。而靠近後面九龍麵食廠大廈的那個廠房,是一個貨倉和員工的宿舍,因為工廠顧用了幾個從大陸來港的雜工,全都是鄉音未改的,在晚上,他們都是在工廠裡留宿的。對於工廠說來,無疑是多了幾個免費「看更」。由於他們的廣東話並不靈光,與土生土長的暑期工都沒有甚麼溝通,但經常都會聽到他們說,每逢在週六晚上,他們幾個人,都會拉隊到北角區去「搵女仔」(召妓)。
雖然這份暑期工上班的地方,只是一間在天台的鐵皮屋,但可能是同年紀的十多二十個少男、少女暑期工都集中在一起工作,彼此間有一種親切感,我除了一連兩個暑期在那裡當暑期工,也在期間的聖誕節假期,在那裡做過十來日的臨時工。
「東亞」的暑期工,做的都是簡單的裝嵌和包裝聖誕裝飾物品,或是那些物品的最後加工。暑假是工廠「趕貨」的黃今期,因為製成品都是出口的,加上「出廠」後要經過兩三個月的水路運送,才能趕及在聖誕節前將貨物放在歐美的零售市場首賣。
在「東亞」的出品中,有一件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大家熟識的塑膠聖誕樹上那些像舖上了雪霜的松球。要做到那效過,便要將一個個本來是粽色的松球,放進一個倒滿了白色漆油的膠盤內,然後用人力將膠盤猛力搖動,在盤裡內滾動了一會兒後的松球的表面突出的邊沿,便會沾滿白色的漆油,便會活像舖滿了飄雪一般。
工作中,接觸最多的,便是金粉和銀粉,因為那幾乎每件聖誕裝飾物品上必需的,也因此,每晚放工時,衣服和身上都或多或少會黏著金粉和銀粉。所以,在返家途中,我都不想遇到熟識的人。由於工廠僱用了雜工,像我般當暑期工的男孩子,每天也只有很少的時間,是須要去幫工廠搬運沉重的貨物和原料的。即使須要,貨物都是用塑膠材料製成的聖誕裝飾物品,要搬運起來,也不會太笨重。
給我印象很深的,是那用來包紮瓦通紙箱的「拉帶機」,那是一個一呎長左右,上面有一支前後拉動的桿的「槓桿」器具,只要將它放在瓦通紙箱,將包紮用的膠帶(黃色約兩厘米闊的膠帶)將紙箱圍繞一圈,然後將膠帶套進預先放在拉帶機內的一個扁平的鐵圈內,然後將拉帶機拉動幾下子,鐵圈套緊膠帶,便可以將瓦通紙箱牢牢地結紮起來。包紮了膠帶的紙箱才能避免在運輸途中破裂,而膠帶套在紙箱外,亦方便了搬運時提舉。
在那個年代,「東亞」的工作環境也算不錯了,雖然是鐵皮屋的僭建廠房,但也有裝置了幾部冷氣機,大部份時間都留在廠房內做包裝的暑期女工就最受用了。此外,每朝早上和中午,工廠都有工人將一大煲煮滾了的水放在暑期工的工場外那個擺放水杯的架上。工昨時間雖然是朝八晚六,但午飯時間,是由十二時半至一時半,足夠到附近食午飯及四處逛逛。那時,我和三兩個較投契的暑期工,都會在工廠樓下那間茶檔「食晏」。那只是一間售賣咖啡、奶茶、西多士、三文治和餐蛋麵等食物的茶檔。有些時候,亦會去光顧附近巧明街的車仔麵檔,當暑期工的我,麵裡的都不會豐富,通常只是幾粒「魚蛋」,但「狂加」蠔油,令麵湯的味濃一點後,也會美味非常。午飯後,未「開工」前,一班暑期男工,都會返回「東亞」的天台上聊聊天,因為在那裡,向東北面,可以飽覽秀茂坪、大上托(秀茂坪後面的山)、飛鵝山和藍田一帶的風光。向南面,更可飽覽整個維多利亞港和啟德機場的飛機升降。很多時候,大家還會走上「天台的天台」(大家猜想一下是天台上那個位置呢!)上,少年人都愛「冒險」,幸好當年沒有一個墮樓!聊天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大家就讀的學校的軼事、家庭生活、香港以至全使界在發生的事情,當然也有那些一知半解的性知識,也會講那一班與我們一起共事的暑期女工的是非。
從小便聽說工廠裡會最「話得事」的是廠長,此外又會有管工和「line長」等等的人物。我在「東亞」當暑期工的日子裡,最熟識的是「吳生」和他的老婆「吳太」。他倆夫婦是工廠的老闆,聽聞工廠是他倆的上一代開設的,工廠內有兩為年紀較大的亞伯,吳老伯和蔡老伯便分別是他們的父親(兩親家)。
吳生和吳太都是實幹型的廠家,雖然「東亞」並不是一間大廠,但給我的感覺,相信「東亞」是憑他倆的勤勤力力,從更小型的「山寨廠」(在六七十年代,小規模得甚至只是在一個地舖開設的工廠)發展出來的。但那都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吳生和吳太是很有默契的一對夫婦,各自管理廠內不同的部份。吳生主要管理頂樓那層的生產和所有的長工,因此較少會在天台的一層出現,吳太是管理天台的工場和我們一班暑期工的,因此經常會見到她。吳生是個略為肥胖,臉上架著一對近視眼鏡,經常掛著笑容的中年男人,他偶爾也會與我們一班少年人說笑。吳太也是個少運動,開始肥胖起來的「師奶」,樣貌有點似「徐麗泰」,臉上同樣架著一對近視眼鏡。她說起話來,倒又有點訓導主任的模樣,但閒談時,也會去了解一下各個暑期工的家庭背景。吳生和吳太最相似的,是他們的近視度數都相當高,他們的眼鏡的鏡片裡,都是一圈又一圈的。他們是在秀茂坪富華閣居住的,「返廠」和「放工」都是駕車的。有的時候,當「加班」之後(若晚上9時半),他們都會順帶多載兩三個暑期工返回秀茂茂坪去。
暑期工的生活,當然不會像在學校裡的輕鬆自在。每天都要準時「返工」,準時「放工」。在「東亞」,一班暑期工「返工」和「放工」時,是不用像工廠裡的「長工」要「打咭」,而是在每個人的一張工作記錄咭(一張細小的硬咭紙,可以放在口袋的)上,由吳太在「放工」時記下當日工作的總時數,因此每天「返工」,都要緊記攜帶那張咭。而吳太也另設一本暑期工的工作記錄簿,作為工廠的正式記錄。
講到工資,暑期工都是以時薪計算的,當時的時薪只得是兩圓。即每天工作九小時,一星期六日,每月的工資約為468圓。雖然若將我現時的工作以時薪來計算出來的412圓時薪(以每月工作175小時計算)來相比,是極之微薄。但人貴知足,加上都是自己一手一腳賺回來的金錢,在第一次「出糧」的時候,經已是十分雀躍了。
那時候,「東亞」的暑期男工和暑期女工的數目都差不多,男女之間的交流不多。但記得在暑期快完結,大家快要重回校園的時候,都攪了一次旅行,目的地是當時還未受破懷,變成高爾夫球場的橋嘴島。那時到橋嘴島,先要由官塘乘巴士到彩虹,然後轉巴士往西貢,再乘坐「街渡」,才能抵達。記得回程時,在西貢巴士站足足等了一個小時的巴士。那次旅行雖然是在盛夏時去的,但興致勃勃的一班少年人,也照樣在沙灘上燒烤。那年代的燒烤,事前是要有很周詳的準備和分工,要有人負責預備燒烤叉、有人負責帶蜜糖和麵包、有人負責帶碳、又要有人預先買燒烤的食物和醃製等等。絕不像現在一切都在可留待到了西貢才去購買。燒烤後,燒烤叉都會帶走,留待下一次再用的,是非常環保和不浪費的。我記得,那時有一位「花名」叫「紅豆」的少女,是在秀茂坪曉光街那間私立中學就讀的,由於她的樣貌與蘇小姐有幾分相似,因此我對她也有點「好感」。那次燒烤的雞翼,也是「紅豆」負責醃製的。
第一次當暑期工的「薪水」,我用來買了我的第一部單鏡反光相機,那是在當時眾多牌子和款式中,唯一部可以買得起的,那是一部由東德「Paticka」廠製造的,而且是一部全手動,無測光裝置的。雖然擁有一部自己賺錢買的相機很興奮,但回想當時自己的家境,買那部相機實在太奢侈了,我沒有將那幾百圓給媽媽和祖母,只顧自己享樂,長大後一直令我感到十分內疚。
「時而勢易」,三十年後的今天,不知道「東亞」在經歷了時代的幾許轉變後,是否仍然依舊(相信不會),但我也衷心祝福吳生和吳太,以及他們的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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