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的70年代初,世界經歷了石油危機與經濟衰退。但對於當時還只是一個小朋友的我說來,卻並沒感到甚麼衝擊,因為一一的衝擊,都由父母親做了「擋箭牌」。在那個經濟環境惡劣的年代,給我最深印象的,還是嚴重的治安問題,雖然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因為生活迫人,才有那麼多的人去「鋌而走險」,但那時候,「箍頸黨」和「死牛」的情況,是十分猖獗。猖獗得就連我這一個幾歲大的「細路」都知道。

「箍頸黨」是指匪徒從後將受害人的頸用力緊箍,令受害人受驚甚至暈倒時,乘勢搶去他/她身上的財物。而「死牛」就是指持刀行劫的匪徒(明刀明槍地搶)。那時候,「箍頸黨」和「死牛」最通常會在晨早和晚間人流較稀疏的時間犯案,而晚上更是的黃金時間,因為晚歸的人身上攜帶的金錢,會比早上時候的多。加上晚上的街道上、樓梯處都較為黑暗……。

七十年代初,銀行的自動櫃員機還沒有在香港出現和普及,信用咭的使用者,亦只局限於極少數非富則貴的人們,因此一般人平日總要到銀行提款,而攜帶在身邊的現金也較多(尤其是在月頭、月尾出糧的日子)。銀行的自動櫃員機要到八十年代初期,才變得普及。信用咭也隨著經濟的起飛,於八十年代開始普及、盛行,以至「濫發」……。
我小時候居住在和樂的新安樓,該幢公屋是建築在斜坡上的,地下接近雞寮的露天街市,因此在晚上街市「收檔」後,地下的出入口處便是冷清清的,沒有太多人會途經。反而連接四樓與內行車路的那條行人天橋,因為可通往協和街和月華街,而變成大部份居民的出入口。而新安樓又與居安樓相連,因此在這四通八達的佈局下,是有利匪徒犯案後逃走的。
那時候,早出夜歸的人們,都會提心吊膽,人人自危。有些人會在早上護送家人落樓,到晚上又落街接家人上樓回家。
政府有見及此,以及在其他各種社會因素,於七十年代初,透過當時的民政司署(現時政務總署的前身,當年地區事務分別由市區的民政司署及新界區的理民府負責)在各區的民政處,推行互助委員會計劃,鼓勵和協助一些如公共屋的居民,成立互助委員會。

過去十多年,房處在公屋的入口處,都裝設大閘,並有保安人員(看更)當值看。但從前,只有部份私人樓宇聘請看更。那時候的公屋,是「無掩雞籠」,因此成為了罪惡的溫床。而當初絕大部份支持互助委員會成立的居民,都是希望將治安攪好。

我第一次走入去官塘政政府合署,就是和祖母去參與和樂新安樓互助委員會的委員選舉大會。為鼓勵日間上班的居民參與,會議是於晚間在合署樓上一個很大的房間裡舉行。當時我只得九歲、十歲左右的我,只是在祖母身邊「列席」的一個孩童。

當晚出席的街坊約有三十多人,會議上有政府的人員說了多番冗長、而我又不大明白的話。之後,會上的坊眾推選了一位住在樓上,但我沒甚麼印象的「師奶」當新安樓互助委員會的主席,並推舉了另外幾名街坊做互助委員會的委員,其中包括了同住在四樓的「鍾伯」和「陳伯」。

新安樓的互助委員會成立後,最明顯的轉變就是「睇更制度」的出現。在「睇更制度」之下,每戶每隔十多晚,便須要派出一名家庭成員作義務「看更」。「看更」的當席時間,是由晚上八時半至午夜十二時。每晚當值的人數都不少,約有十個人左右,在「睇更隊」成立初期,總會分成兩隊人,一隊坐在新安樓四樓的行人天橋入口處附近,看守著進出的人,另一隊則不時在樓宇內巡邏。

因為需要「睇更」,每戶都給派發了一個口哨,是金屬的,用來當遇到有賊匪時,吹響口哨通知其他住戶出來「捉賊」。此外,每戶還給派發了一支約四呎長,一吋直徑的籐棍,用來抗賊自衛。習武的人士,都會知道同等長度的籐棍,會比木棍更具殺傷力。
如遇上居民不能抽空「當更」,便可以「請」其他居民代勞,但要付出5圓作為代勞坊眾的酬勞。有了「看更」之後,新安樓的治安也較內其他沒有互助委員會和「睇更制度」的幾座樓較為安寧。
早期「睇更」的居民中,有不少「男丁」,但到後來,當治安改善了,男丁都較少會出來「睇更」了,而聚集在四樓行人天橋上的,都是飯後出來聊天的阿婆和師奶們。由於我居住在四樓,因此我的祖母,也經常會在飯後走出去找人家聊天。
雖然每晚都只是聚集了十個八個沒殺傷力的師奶在大門口,而且也再沒有人執著籐棍,一點「看更」的模樣也再沒有。但匪徒都是取易不取難的,夜歸的居民也感覺安心。然而,我每逢夜歸,都會被熟口熟面的師奶們問句:「大衛,去街呀?拍拖呢!」因此還是一去街,便去到十二時後才回家呢!
有一次,要送一位住在居安樓的舊同學回家(當時那位舊同學經已長得婷婷玉立,標緻過人了),為免引起哄動,我沒有帶著那位嬌滴滴的女同學,沿新安樓的走廊過去居安樓,而特地兜到外面的行人路上走。但怎知上年紀的師奶們的眼力,原來是還是那麼敏銳的。翌日早上我的祖母經已收到「風」,不斷「垂詢」我究竟和那家的女子拍拖呢?
八十年代後,雖然整體香港治安情況沒有甚麼重大的改變,但是在公屋內發生的「箍頸黨」和「死牛」劫案經已沒有那麼猖獗。新安樓的「睇更」也完全變為部份居民的晚間乘涼和聊天的活動。早年派發給每戶居民的「看更棍」和「口哨」,都成為失去了的歷史文物。

雖然互助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居民的生命財產,令人想起黃飛鴻電影裡的「團練」。後來,互助委員會的角色逐漸變得多元化。「攪」旅行是其中一項盛事,自從七十年代沒開始,每年互助委員會都會攪兩三次旅行,每次都租賃旅遊巴士,將參加的街坊由月華街接載到目的地。雖然當時經已就讀中學的我,開始反叛,並不大願意和家人四處去,但也多次和家人一起參加由互助委員會舉辦的旅行,到過大網仔,也到過梧桐寨旅行和燒烤……。每次都樂在其中。其中一次,當時妹妹「梁寶」還是個幼稚園的靚妹,她帶同了一套「煮飯仔」玩具到梧桐寨的山澗戲水,十分可愛(家中有相為證)。唯一不好的,是不知為何香港人總喜歡在三十度以上的高溫下,烈日當空,「無瓦遮頭」的情況下,仍要在野外燒烤呢!燒烤本身經已「熱氣」,再加上酷熱的陽光,都幾命。
此外,互助委員會亦會舉辦如「春茗」的聚餐活動,在酒樓擺設十多、二十席,居民可買券入座,還會繳請民政司處,警局警民關係組的人員出席,「打打交道」。席上也會安排助慶的節目,如某某師奶唱粵曲,魔術師魔術變等等……。記得有一年,聚餐是在順利的順天大酒樓舉行,我負責為大會做攝影師,因此可以免費參加。
那時的旅行和週年聚餐,都是坊眾的聚會,個個都是熟口熟面的街坊,場面既熱鬧,氣氛又輕鬆。不像現時那些「後台有錢」的政黨,攪的甚麼旅行和聚餐,還好似有攪那些有三點式泳裝女郎表演歌舞助「罄」的蛇宴呢!專門哄騙、拉攏公公、婆婆,去投他們「醜陋」的一票。但上述的香艷蛇宴,我倒也想去「免費」見識、見識,但我是「只得神性的一票」的普羅香港人,我那一票,還是絕不會投及他們,變成「醜陋」的一票呢!
當年新安樓互助委員會所攪的活動中,最具特色的,而且最發揮居民互助精神的,我認為是每年一度的盂蘭節活動。新安樓只是一座只得315個單位的公屋,由於「伙數」不多,因此用來攪盂蘭節活動的經費亦不多,附近亦沒有一些香火鼎盛的廟宇、廟舍,因此不能像牛頭角下每年一度的盂蘭節活動,在球場上蓋搭大型戲棚,演出神功戲那麼具規模,甚至經已成為該區的文化特產了。
然而,憑著居民的熱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心出心。每年舉辦的盂蘭節活動,也「有版有眼」。舉行盂蘭節活動的地點,是新安樓地下外的那幅連接雞寮的空地。活動通常會在星期日舉行,但搭建祭壇、祭台等等的「功夫」,在早一天的週末,便經已在空地上進行了,負責工程的,是街坊「陳伯」。陳伯是一位冷氣師父,對於搭建小型祭壇、祭台「駕輕就熟」,雖然我曾經「誤信」天主教,誤入「牧民中心」的歧途,但在多次的盂蘭節中,我仍協助陳伯和一班居民搬搬、抬抬,搭建儀式用的臨時建築物。
供盂蘭節用的祭品十分多,尤其是香燭冥鏹,「金銀衣紙」。將一疊疊的「金銀衣紙」摺成所須形狀的,通常是一大班新安樓的師奶,她們一邊「摺」,一邊聊天,但效率其高。我的祖母雖然並不是互助委員會的骨幹成員,但在新安樓裡,也是「德高望重」的一位老人家,她每年在盂蘭節時,都會落力協助街坊摺「金銀衣紙」。我媽咪,即「梁太」雖然平日要「返工」,但每到盂蘭節,她總會協助大會煮齋菜。
新安樓的盂蘭節活動,雖然不具甚麼規模,也不聞名,但仍備有神壇、祭台、有大大小小的紙紮神像(記得其中有一個叫大樹公,專食遊魂野鬼的神)、祭品和糕點。還聘請師父頌經、作法,可說是「麻雀雖小,五藏俱全」。
此外,互助委員會亦攪過中秋彩燈會,在新安樓地下那塊空地的樹上掛滿顏色鮮艷的燈籠,又大玩「猜燈謎」的遊戲,我還記得其中有一個燈謎的謎面是「火燭怕怕」,猜一位明星(呼之欲出呢!)。一次,還由住在樓上的一名姐姐,帶領一班街坊小孩子表演歌唱,當年只得四歲的妹妹「梁寶」,也有份參與演出(家裡有相為證),我姊姊也曾為這類型的互助委員會活動當過司儀。我們住在413室的一家人,幾乎「家」都為互助委員會出過點綿力,也不愧為新安樓的居民。
上述提到的陳伯,是一位作風低調的人。另一位為人熟識,樂於協助街坊事務,但性格較為talkative的,是「鍾伯」,小時候,我稱他為「鍾伯伯」的。鍾伯是經營豬肉檔的,是個名副其實的豬肉佬,但他最為人熟識的,是他的跌打醫術。早期的鍾伯,在早上會在豬肉檔裡賣豬肉。到午後,便返回家休息,很多時,會背著一大個帆布袋到四處為人「睇跌打」,直至晚上。他的那個布袋裡,有跌打藥酒、田七粉、綳帶等的療傷藥物和用品,最特別的,乃是一個細小的瓦煲。因為鍾伯的「跌打」,是要配合田七粉混和藥酒,然後煎成「餬」狀的藥,在患處上熱敷的,因此用那個小瓦煲,就可以在人家的廚房裡煎藥,而不須要弄污人家的廚具。那些熱敷的藥,鍾伯說敷的時候,是越熱越見效的,並要敷過夜,待藥力吸收後,才可以棄掉的。剛煎好的藥,倒像一堆剛從牛屁股噴出來,熱烘烘的牛屎般,但味道卻一點也不臭,反而帶點甘味,當藥敷在患處的初時,是很燙熱的,而且很濕,但到翌日,藥完全冷卻後,便變回粉狀的藥粉,因此如果患處包紮得不妥當,翌日醒來,藥粉便會沾滿床單和被褥。
我小時候,還算是個頑皮的死肥仔,因此經常會扭傷和撞傷。給「老豆」罵完之後,還是要祖母帶我到鍾伯家去「摔跌打」。正所謂「摔跌打」,「跌打」就要「摔」,鍾伯自稱曾集武,「摔」起來,很使勁的,被「摔」的人,都會痛到叫「救命」,但唔摔又怎會痊癒呢!
鍾伯雖然不是一名全職的跌打醫師,家裡也沒有甚麼跌打醫館的工具,但街坊每遇跌打傷患,都會去找他。有口碑的,自然一傳十,十傳百,因此也有不少在其他地區居住的人士去找他求醫的,鍾伯也會四處上門為人治療跌打傷患。
鍾伯經常會講述他治癒過的人,說他們的傷患原是怎樣嚴重的,是他怎樣去解救呢……!雖然他說的,都不能證實,但也不須懷疑,因為他雖然不是贈醫施藥,但每次只收十圓八塊,醫跌打完全不是為圖利的。鍾伯口邊亦常掛著一句對人的祝福話,就是「精神爽利」。後來,鍾伯沒有再經營豬肉檔了,專心醫跌打(雖然沒有開設醫館)。
講的都是陳年舊事,陳伯和鍾伯都分別去世多年了,但他們的樂於助人精神,是值得尊敬和表揚的。世間上有不少對世界,對人類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人物,許多都值得我們去崇敬和學習。然而,那些像陳伯和鍾伯般的小人物,只是因為際遇不同而貢獻有所不同,但同樣值得尊敬和推崇。
看透世態的人都知道,不少獲授榮耀的大人物,往往只是「政治分餅仔」制度下的受益人,根本是個「百無一用」的嘍囉,例子多的是,有人類的地方,就會有。
時而勢逆,現今互助委員會的作用,經已大不如前。如今匪徒犯案的手法,更是五花八門,大可以電話行騙、以電腦詐騙,匪徒足不出戶,也可犯案。受害者足不出戶,也可能蒙受損失。如今,市民閒餘的活動,亦更多采多姿了,並不局限於幾個月才攪一次的活動。電腦的普及化,令人留在家中,都可樂在其中。社區內,而至郊野地區的康樂設施亦算充足。交通更是四通八達(雖然一體化的集體運輸系統,抹殺如巴士和小巴的其他選擇)。互助委員會作為屋治安的捍衛者,提供居民閒餘活動的角色都再無必要了。然而,當年互助委員會推動的互助、合作、團結、為小社區貢獻的精神,都是今日社會同樣須要的。
公民教育,不是得個「講」字,許多學者和學校,連最基本的公德心,最基本對身邊人的尊重都沒有好好教授,反而只教那些曲高和寡、杳無邊際的垃圾歪理,就當公民教育!
香港人的公德心有多少,大家乘搭一程港鐵便會知道了。主動熱心讓座於老人、傷殘人士、孕婦的,有幾多人呢?大多數的人,只是扮作看不見,甚至裝睡呢!讓小孩站在座位上,任由座位被沾污的父母們,也多的是,自己孩子的惡行,都通通瞎了眼,看不到!讓小孩子衝入車廂「霸位」的父母,又處處皆見,可惡!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剪指甲的人,不知平日在家中是否也是那樣的「禮、義、廉」的呢!
香港人和中國人無論是在飛機上、世界各地的旅遊景點處,總之是公眾地方,都高談寬論,旁若無人,不理旁人,卻不知羞恥(尤其那些每天進出廣東道某某名店,一身暴發戶打扮的旅客,真有辱中國人)。因此,要在外地「尋找他鄉的中國人」,實在一點也不困難呢?
富起來了的中國人(只是千分之一的中國人),被人欣賞的,其實只是金玉其外呢!
我無意對中國人不敬,但要成為一個受人真正稱頌的民族,並不容易。人人都需要時刻自醒,包括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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