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聖若翰小學(官塘宜安街那一間)的校友觀看這網站,不妨多講一些小學的舊/軼事來分享和懷緬一下,也讓非校友的朋友比較一下彼此當年的小學生活。
第一次走到聖若翰小學,是祖母帶同我去「面試」(投考一年級),那個年代的面試,著重於學生的資質,而不會查家宅。當時只是須要回答幾條簡單的問題,寫幾個英文字和中文字,辨認一些圖畫,我還記得當我回答其中一幅圖片的時候,見到圖片中有一部用來清洗街道的大型車輛,我便說那是一部「洗街車」,但那位嚴肅的老師卻說我的答案不正確,說那部車應該是衛生車,那麼換了是大家,會說是「衛生車」嗎!那位大慨是一位不食人間煙火,又或不懂靈活運用頭腦去用心聆聽小孩子的老師吧!
考取到入學資格,祖母和父母親都非常高興,我將與比我早一年進入聖若翰小學的姊姊一同就讀上午班。不知為何,當時有一個錯覺,總以為讀上午班的學生,是比下午班的同學們優勝的呢!
第一天上學(一年級),我並沒有多大的害怕,因為我是有「後台」的,那就是讀2A班的姊姊。我亦對那一間分為兩邊,又有個大天井,大操場和和大禮堂的校舍,感到非常好奇。但最後,在諸多無謂禁忌的約束下,我整整花了六年的時間,都未能將校園完全的探索。
由小一年級至六年級,共有五位不同的班主任,一年級時,我讀1B班,班主任是「李生」(是一位女教師,但當年女教師都是以先生作稱謂的),但「李生」的名字經已記不起來了,她給我唯一的印象,是肥胖,非常肥胖,比已故電影明星譚蘭馨女士還要肥胖,但她卻穿著超特大尺碼的長衫上學,徹底糟蹋了那本可以表現女性體態美的長衫,當然我在那個毛都未長出的年代,還末有懂得這樣去想),每當同學們在堂上做習作的時候,李老師都會托著頭睡覺,至於有沒有響起「鼻鼾」聲,或有液體從口水流出來,我卻沒有任何記憶。李先生是教中文科的,當年教數學科的是一位姓余的女教師,這位老師的妹妹,正是我讀中學「官瑪」時,教EPA的Miss YU。
我升讀二年級的時候,是讀2B班的,班主任便是那位周臭名遠播的「男」老師,亦可說是一位「乏善可陳」的老師。
電視教育也好像是在當年,初次引入香港的學校教育系統裡。但每星期,中、英、數及社會科,各只得二十分鐘的擴播(當時還未有錄影機的面世)。
那年教英文科的「陳生」,是她在課堂上提到大丈夫林彬在1967年的左派暴動中,被「左仔」燒死的,雖然當時我對那只不過是發生了四年的暴動一無所知,但老師的話,卻啟迪了我日後對「六七」暴動資料的興趣和研究。如今我正於工餘時間翻譯一本由一位外國記者約於1970年時撰寫,名為「Colony in Conflict」的書。香港左派當年的暴行,如南京大屠殺中「蘿蔔頭」的戰爭罪行,都是不容篡改的。不過,「陳生」責罰學生的方式並不文明,因為只要英文「默書」不及格,便會遭她當著其他同學面前,除低條褲或牽起條裙,露個「籮柚」出來,給她用「間尺」打。
那時候,一班有45個學生之多,幸好老師都能夠在學期沒的那天,將全班同學的名字和容貌辨清了。
埋藏在心底的一個秘密,今日要公開了,二年級那一年,有一次頑皮,親我「隔離位」的那位女同學站起來的時候,將她的座椅移開,當她坐下來的時候,便跌在地上,令她頭部撞向後面同學的角上,頭破血流,要由家長接回家去。但闖下了「離天大禍」的我,卻沒有受到懲罰,因為當李老師(一年班那位班主任)質問那位同學是罪魁禍首的時候,我一口否認了,由於坐在受傷女同學後面的,是一位生得高高大大,並不是可愛小妹妹型的女同學,正是老師心目中的頑劣學生,老師便不須要分「青紅皂白」,一口咬定是那位女同學的惡行所為,令她百辭莫辯,受屈至今。在此,我衷心對那兩位女同學至最深切的道歉。
我就讀3D班的那一年,不幸班主任又再是那位臭名遠播的老師,當時電視台正播映一齣名為「女校男生」的配音一本片集(當時還未稱這類片為日劇),劇中男女主角是亦是讀3D班的,但卻是「高中三」呢。當年教英文科的那為女教師,亦用「陳生」那除學生褲、揭學生裙底打「籮柚」的酷刑。因此每次英文「默書」,我都加把勁溫習,從沒有「不及格」。
此外,那位臭名遠播的老師,亦會用坐無影凳、抬著張課堂上用的凳等等刑罰,去懲罰學生(經常被他召喚的女同學除外),這間學校的體罰方式都相當變態和無良。
二年級時,令到同學受傷,卻因老師草率了事的態度,令我可以「瞞天過海」,但三年級那次闖的禍,卻因「天網恢恢」這個定理,而受到應得懲罰了。一次,在小息的時候,我偷偷和另一位同學(趙宏)逗留在課室內玩耍,將一把可接合的「較剪」拋來拋去,越拋越「過隱」,越拋越高,結果將天花上的一枝光管擊破,本以為可以班房裡只得我和那位同學,又可以「瞞天過海」,但卻遭班中的一位姓羅的「八掛」妹同學告發,最後還要「見家長」那麼「大鑊」。
三年級下學期的大考(上、下學期中,都分別有一次在學期中的小考,和學期沒的大考),我終於以全級四班(3A、3B、3C和3D四班)共180名同學中的第41名,可以在四年級,升讀4A班,不再讓姊姊專美。
由「非A班」升讀到A班,和大部份由都是由A班升讀上來的同學,相處上,並沒有甚麼問題和隔閡。然而。歧視卻原來是來至老師的,記得一次,有一位來自「非A班」同學,在中文默書時「出貓」,鄭慕召老師在責備他之餘,還「多送」了一句話,說:「你能升到A班,不知是否都靠「出貓」呢!」
提起鄭慕召老師,校友都會想起她經常將一句成語分開兩截來說,例如「聞名不如見面」,她會說成「聞…名…不,……如見面」這是她用心良苦教學生成語、詞語的方式。但作為她的學生,卻悶得很呢!從教學角度來看,鄭老師是一位敬業樂業的老師,她唯一的缺點,就是她經常在課堂上,詆毀和誣蔑其他宗教(無品)。
那年,我在上學期的大考中,考取到第15名,和之後的下學期小考裡,還考取到第二名,成績直逼鄭老師的愛徒梁瑞萍(班中一位由一年級開始便讀A班的女同學),為一眾「非A班」出身的同學洗脫了老師莫名其妙的歧視。
讀書成績好,並不是我這個頑皮仔最感到滿足,反而那一年,可以在聖誕節期間,佈置課室,才是令最高興的一件事情。
講到我的四年級,要一提教英文科的班主任黃惠蓮老師,她是一位從衣著,至生活方式都十分典型的老師,她居住在月華街的私樓,在那個年代,俗套一點形容,家境屬於「有米」一族,她的女兒,當年亦正在學內就讀一年級,據聞黃老師後來當上了聖若翰小學的校長。另一位姓「游」的老師,她的丈夫是一位高級警官,家境不俗,兩個女兒都一同在聖若翰小學讀小學,與其中一個,還與我是同一屆的同學。
那個年代,當老師的,給人的印象是「高薪厚職」,普遍過著較一眾學生們家境充裕的生活,但這亦非事實的全部,當老師的,如果是家庭中的唯一經濟支柱,生活也僅只是過得去而已。因此在1972年,香港的老師們組織了一次爭取合理薪酬的和平抗爭行動,還在學校內貼滿爭取的大字報。那次行動終於得到勝利,為一眾香港教師們取得更為可合理的待遇,發起當年行動,為教師們謀求福祉的其中一人,便是我敬仰的司徒華先生,「華叔」。
四年級時候的我,是讀書成績最好的一年,但也是一生中最肥胖的時候,在四年級的同學中,除了比我肥多兩個碼的鄺浩民同學外,我就同學們眼中的另一個死肥仔了。但那時候,卻還未醒覺自己的外型,原來是像電影中的「金剛」,是何等的醜怪。
但到我升讀5A班後,開始明白到肥胖的小子,是不會得到女同學的欣賞的。那時候,也開始對班中的吳美華同學很有好感。但偏偏吳同學是一位很cool的女同學,不大喜歡理睬男同學,可能當時她還正在「同性交遊期」(是指四、五歲至十來歲的孩童,只會對與同一性別的孩子往來感興趣,別與「同性戀」混淆),又或是我的死肥仔形象,在她心目中,經已「根深柢固」。記得吳同學有一個特點,是她的冬季校裙,是用絲絨逢製的,與其他女同學校裙用的「扯布」截然不同
從五年級開始,「猩猩王」般肥胖的我也開始長高了,看起來也沒那麼「肥膩」。那一年,家中經濟環境也改善,因為家父升了職,入息多了,他還在電視遊戲節目「精打細算」中,贏隨得數千圓的禮物,其中包括一部二十六吋「德律豐根」牌的彩色電視機,令一眾街坊羨慕不已。母親開始留在家中與祖母一起照料姊姊、我和兩個妹妹。母親十分注重我們的均衡營養,給我吃的,都是最適合這個快踏入發育時期的我的食物。令我更進一步擺脫「死肥仔」的身型和身影。
五年級那一年的班主任,是「何生」(又是一位女教師),她是教數學科的,是一位沒甚特別的老師,但一次,她卻語出驚人,不知為何因由,在課堂上對我們說上述提及過的那位「李生」,不單說她是痴肥,還說她的兩邊的乳房不均稱。幹嗎要對一班學生說那些話呢!真不知道兩位老師之間,有著甚麼恩怨情仇。
但五年級的時候,也遇到一位「良師」,是教數學科的黃乃成老師。他是一位典形「亞叔」外表的老師,但他不單對學生教授學術,還會在課堂上,教授同學們一些「活學活用」的生活常識,例如他教導我們要養成回家後,第一時間去清洗雙手的習慣,他會生動地列舉出在街上各處、在公眾地方裡暗藏的「邋遢」,甚至講解要養成大清早「排毒」的好處。他雖然不是班主任,卻在學校假期裡,帶一班同學去遠足,從中環步行到太平山頂,落山時,順道帶同學們到香港大學遊逛,藉以鼓勵同學們努力讀書,將來考進這香港第一學府的決心。
為了鼓勵我勤力讀書,他還在下學期中的時候,承諾若然我能順利升讀6A班,他便會請我姊姊和到茶樓飲茶。當然,他用這種方式去激勵我這個本來資質不差的學生,最後還是輸掉了那餐茶(但我心知他是預料到的)。
黃老師亦是校中的秩序主任(因此也被稱為黃主任),負責管理「風紀隊」,但那時候,只有讀四年級和五年級A班的同學,才可當風紀,對其他同學十分不公平。但學校的理念是A班學生的成積好,操行也就自然會好,因此適合當風紀。但可笑的是,我最經常在學校裡打架的年代,就是當風紀的時候,和我打架的,正是班中的風紀同學們。
當風紀的,要掛上一個臂章,上面寫著風紀兩個中文字和Prefect的英文字,那時候,還將Prefect誤以為是Perfect,還以為當風紀的我,是個完美Perfect的學生!
6A班,是校內最頂尖的一班,因為將要為學校在一年一度的升中試中爭「名聲」。因此6A班的班房,也設在學校最高的一層。那一層的校舍,除了6A班的課室,便只有音樂室、木工室、家政室和另一邊校監神父居住的那間大宅(那是學生的禁地,並飼養了兩頭類似「大丹犬」的惡狗,與神父平日擺出來的一副「善長人翁」的形象格格不入)。
教「精英」班三個主科的,分別是教中文科的班主任余百良老師、教數學科的訓導主任高艷鎏老師和教英文科的黃沾寶老師(若以上老師的名字有誤,敬請老師見諒)。
余百良老師,是同學們心目中的良師,教學時不單用心授課,亦鼓勵同學們思考和發問。此外,他亦會在社會科的課堂上,引導同學們去將課本上提及的事物,與日常社會上發生的事情聯想起來,並作出討論。有一次,在社會科的課堂上,講到「蘇聯」,書本中的相片,是莫斯科的「紅牆」,余老師便問,那建築物可與中國那作座建築物,當時梁瑞萍同學便說是「萬里長城」,我卻說是「天安門」,老師最後說我的答案比較正確。在那個中共時代封閉的年代,小學生如果不像我般喜歡看電視新聞,又或不閱讀報章,而只閱讀那些「益智」圖書,大都只會認識早經已失卻防衛作用的萬里長城,而對當時北京領導人經常現身的天安門陌生。
高艷鎏老師身為訓導主任,平日只會擺出一副威嚴的模樣,從來不會在課堂上為同學們帶來歡笑。黃沾寶老師則是個「潑婦型」的老師,動輒便罵、罵、罵、罵,有些時候,還會走到同學面前,捏他/她們的臉。
當年的六年級的小學生,大都為升中試努力準備,我於1976年考升中試。當年升中試的成績,是用來決定一個小學生可否升讀中學,以及升讀中學後,是可以升讀至中三或還是中五呢。能夠升讀到中五,便可以考中學會考,中學會考的成敗,又決定可否繼續升讀預科,甚至大學。
因此,升中試是莘莘學子,在學生生涯中要闖的第一關。而從四年級開始,便要面對不少為應付升中試的練習、補充作業(令偉泰書局獲益不少)。我還記得其中幾本英文作業的名字,如「270」、「303」和「505」。這些數字,都是代表作業內的單元數目。只要走進偉泰書局,講出上述數字和付款,便可以買到那些作業。對於A班的學生,學校的要求份外嚴格,例如平日的老師要考核同學對詞語的解識,A班的同學是要根據課本中對詞語的解識,隻字不漏的背頌出來。而非A班的同學,是由老師反過來,先將解識字句讀出來,由同學們猜猜估是那個詞語。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現時所寫的文章,除了白字/別字獻醜外,也可見人呢!
但升中試,並不是我這個貪玩的頑皮仔「在心」的。從五年級開始,我經已不用乘坐校巴往返學校,由祖母可帶著我和姊姊步行上學。升讀到六年級,我終於自由了,每朝早都可以獨自上學去。偶然,會在上學途中,遇上班中的同學,我最喜歡遇上的,是在課室裡,坐在我身旁的黃麗芬同學。每天早,她都是由母親帶著上學的,由於她住在我家附近的南僑大廈,上學路線也相近,因此不難在途經協和街和物華街一帶的時候遇上她和「伯母」。久而久之,我每朝早都會在特定的時間上學去,每天在路上,都會向「伯母」講聲早晨。
每年下學期大考之後數天,學期中要教授的課文、課題早已教畢,老師亦忙著改試券,因此幾乎每一堂都變為「自修堂」,同學們可以在課室內談天說地(但不許喧嘩),也可以下棋、編織毛衣,甚至玩模型玩具,各式其式。
對於六年級的學生,升中試過後,至放榜的一個多月裡,就是小學生活裡最快樂、最輕鬆、最無拘無束的日子(無課、無堂)。
我就讀六年級的那一年,學校亦首次為行將畢業的同學們,舉辦畢業宿營。早已期待的宿營,在六月上旬舉行,之前幾晚,興奮的心情,經已令我難以入眠了。而當年可容納百多二百名小學生及老師住宿五天的地方,就知有烏溪沙。第一次離家數天,心情自然興奮不已,我還特地帶同當時家裡新近購買的卡式錄音機和幾盒卡式錄音帶同去(當時我喜愛的,是溫拿樂隊和陳秋霞的歌)。我又帶同家裡唯一部的攝影機前去,那是一部用110裝菲林、無測光、無焦距調教的相機,在晚間使用,還得得要插上一個只可分四次使用的閃光燈。但那部相機,在日光下使用,效果卻十分良好(以當時六年級學生的標準)。
1976年的烏溪沙,附近一帶仍未有任何市區的蹤跡,當年的沙田,雖然經已在開山闢石,但也只有瀝源一個公共屋落成,衛星城市的托展,仍未波及烏溪沙。
從馬料水中文大學附近乘坐「街渡」,十餘分鐘便到達烏溪沙營地的碼頭,上了碼頭走進去,便是一個大球場,球場後面,就是一座大禮堂和隔鄰的大飯堂。其餘的地方,都是一間又一間的營屋,整齊地排列著,營屋與營屋之間,又是走不完的草地。
五日的宿營裡,日間通常會在球場上進行由老師和營地人員為我們安排的活動,“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這首歌,就是在球場上,由老師教曉的。除了走走跳跳外,老師也曾經帶我們到附近的一個沙灘遊玩(現時很多廣告和電視節目拍攝的那個熱點沙灘),營裡職員也為男童學安排過一次要越過高高、低低,又要爬行、也要攀爬不同障礙物的賽跑。
認識多年的老師和同學們,在宿營期間,才第一次同食飯,蠻有趣呢!大部份同學們,也是第一次不是在家中沐浴呢!
晚上的活動,通常會在大禮堂舉行。其中一晚,是由每間營屋派出代表作表演。還記得鄧豪達同學當時用「小小姑娘」的曲,填上了我們幾個男同學對那次宿營的興奮心情的歌詞,讓我們幾個「百厭仔」在舞台上贏得掌聲,歌詞是這樣的:「我們齊來烏溪沙營,坐過巴士搭過船………」。糟糕,太久了,都遺忘得七七八八了。
另一件令我難忘的,就是那天空上密密麻麻的閃爍繁星,當年在市區,抬頭張望,只不過是寥寥數夥星星,幸運的話,也會看到一兩個星座和瑰麗的七姊妹星團(近一二十年,市區內的光害加劇,加上廣東省免費「省」我們特區的污濁空氣,甚麼再也看不見了,真令人想起電影「風之谷」裡的毒氣森林)。
宿營中,也有不少自由活動時間,尤其是黃昏晚飯前,猛烈的陽光,早已變得溫柔婉順。在球場上散步,也是賞心悅目的快事,尤其與黃麗芬同學散步談天的那一次,回想起來,仍感到十分浪漫。當時的她,頭上帶著一頂闊邊的帽,十分可愛。
五天的宿營在快樂中轉迅即誓,同學們都感到失落,但腦海裡,卻經已留下無數美好的回億。
回校之後的幾星期,學校為我們在校內舉行過不少活動,其中一次,更是由我們去協助組織低年級的同學們參加競選遊戲。
那個年齡,部份同學經已脫離了甚麼「同性交遊期」,與異性同學們交往也不再抗拒,我當然是其中的一個,有一位同學,聲線也明顯變厚、變粗了,開始了他的少男時代。對異性雖然未至感到很大的興趣,但對女同學一知半解的部份男同學,多少都會察覺都部份較為早發育的女同學身體上的變化。在6A班中,那一位姓氏非常特別的女同學,在她校服裙內穿的,早被頑皮好奇的男同學發現了,不再是「穿著」的背心內衣,而是要「穿戴」的……。
男女同學的活動範圍,早已不局限於學校裡,在牛頭角定安街的官塘圖書館,便是當時同學們喜歡相約在下午見面、聚會和借閱圖書的地方。到戲院裡看電影或到大會堂看展覽,也是三幾個男女同學的課餘聚會活動之一。然而,大家都不想被標籤成為誰跟誰在拍拖的主角,隨便嘲笑那兩位同學拍拖,是很容易「反面」收場的(反一兩天的面而已)。
臨別在即,同學們都會互相為對方在紀念冊上留言,老師們也會為個別同學贈言,但通常都是「共勉之」或「一吋光陰,一吋金……」之類的「格言」。令我最深印象的,反而是張惠豪同學的一句「我睇你都係唔好食甘多!」
同學們也互相留下電話號碼作日後聯絡,有些同學,更會用心地將全班同學的電話號碼抄寫多次(人肉影印機),送給其他同學(幸好當時的電話號碼只得六個字,一班45個同學,便少抄90個數目字,我家當時的電話號碼是413 323)。
畢業典禮上,學校當然只會揀選A班的同學朗讀畢業講詞,那一年,吳美華同學和梁瑞萍同學的成績一直「叮噹馬頭」,最高興的,最後還是由吳美華同學代表我,和百多名的畢業同學將演詞讀出來。
畢業後,便會變成了舊同學,之後也多次聚會過,但次數卻越來越少,直至大部份同學都失散……。最後一次與黃麗芬同學次見面,是我剛踏足社會工作之初,在一個星期六晚上,相約她到彌敦道一間早已結業,但當年尚有點名氣的餐廳食晚餐,之後還到新世界中心的一間disco跳舞,那間disco,當然也早結業了!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聖若翰小學有一個校友會,讓校友聚聚會,見見面,是多好的呢!但深想一層,數十年後,仍會出席的,大多都只會是那些當投資和保險經已的舊同學呢(有點怕)!
也曾在電視上見過幾位舊同學「出鏡」,其中一位姓馬,而名字很特別的女同學,她在五年級的時候,因為皮膚較為黑黝,頭髮也曲曲捲捲的,便被當年班主任笑她「粗線條」,那位老師亦就是在課堂上無端端說另一位老師的乳房一邊大、一邊細的「何生」。那位女同學,在一次電視訪問中見到她,當時她年約三十,但卻是一位令人注目的美人兒。
在七一遊行中,也曾重遇過另一位舊同學,世界原來真的那樣渺小呢,遊行也會有意外收穫。
我在不同場合,接受電子傳媒訪問的幾次片段,也曾在電視上播出過,不知道當時有沒有給舊同學們認得出來呢!我的職業,某程度上,與經營「長生店」生意相似,就是千萬不要「生意興隆」。
升中試放榜,我的成績只屬中上,只被派到第九志願的「官瑪」升讀中學,不能升讀伊利沙伯中學或King’s、Queen’s(但讀官瑪也不錯)。
到了畢業,聖若翰學校校舍裡,我仍未探朔過的處所,還多的是,例如天台、後樓梯地下與一樓中間的那間傳說是敗放棺木的房間、音樂室內的儲物室和地下食物部旁邊教會的辦公室等等的神秘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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