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敦道有百年歷史的聖安德烈堂,耗資一億五千五百萬擴建拆毀百年古牆。惹來眾人嘩然,不獨歷史被消亡,更是生活經驗被剝奪。只要走過尖沙咀,一定經過聖安德烈堂的石牆,體會繁華的鬧市的寧靜,陽光照在通花的石壁,映在地上的十字架,綠樹成蔭的美麗。重後的利東街,喜帖街不見,換成歐陸式的石屎小屋,被報章稱為「假古董」,抗爭的故事被粗暴抹去,歷史被抽空,憤怒莫名。

九十年歷史的何東花園被移平,公佈五十一億賣出屋地,買家付上近十一億的「雙辣稅」,「前無古人」,數目皆盡破紀錄。雖然可惜,但事件的迴響沒有利東街和古牆被拆的強烈。為何如此呢?月中,古物諮詢委員會公佈「歷史建築保育政策檢討報吿」,建議成立的保育基金,不會強制回購古蹟,只作教育工作。政府的保育,不論生態和文化都不只力有不逮,而是無心無力。幾件事件,看出民間和官方對古蹟看法的迴然不同,甚麼是古蹟?如何保育呢?保育核心是民主參與,誰可決定城市的未來。

古蹟是權力交織的產物

保育和古蹟從來都和權力密不可分,古蹟保育是上溯至上世紀七十年,英殖年代視保育為文化的愛國教育,藉此教化香港人,何謂文明,西式的教堂、中式的廟宇、考古的石刻,圍村的風俗,一切當年認為不足為道的東西,殖民政府都考量其中。這種保育建基於專家的意見,考古學家、建築師、歷史學家,一群與保育相關的專業應運而生,古諮會就在此專業主導的背景建立的產物。沒有實權,只可發聲的諮詢機構。

回歸後,政府不諳此道,尤以梁振英為甚,視土地為地皮,「保育」阻礙發展。像土瓜灣的聖山遺跡的保育爭議,竟工程先行,強行搬遷千年的遺址,無視國際準則。建制派工聯會陳婉嫻反對官方的重置方案,上書國務院,並說聖山「關係到港人嘅身份價值」(20-12-2014, 蘋果日報),暗指政府不懂借古蹟重寫香港與大陸關係,上溯本地千年的商埠歷史,失卻上而下軟性的國民教育機會。

保育拓寬城市的想像

本地的保育運動起點可算是天星皇后碼頭,今天大型運動,不論雨傘運動、新界東北等都可見抗爭形式、手法和論述上繼承保育運動,藝術介入、留守、直接行動、公共空間與市民自決都是天星皇后留下的遺產。但社運種子早在2003年利東街的運動已種下,原來六十歲的老街坊(May姐)可跟當時局長平起平坐,談論何謂規劃,何謂發展,設計將來的家。利東街的運動,街坊花上幾十萬與專業人仕製作另類發展設計,放上城規會審議,專業和民間連成一線,社區運動不只是抗議和反對,而一齊走入規劃遊戲,突然制度荒謬。

保育,保留自己的家,保存生活,令我們不再是蔗民,而是公民。

菜園村後,保育演變成最激進的運動之一,空間、社區和自主規劃的結合。皇后碼頭的重置遙遙無期,正代表保育空間的威力,不能磨滅的印記,正如金鐘的夏慤道已是雨傘運動的同義語。

空間的決定權,古蹟如何保育都是民主的一步。

美麗的建築或風光消失使人憤怒,生活的方式和價值被扭曲和剝奪令人站出來。歷史只是符號,常被隨便挪用,為何要保育呢?保育容易商業化,歷史、記憶通通可被買回來,正如全城懷念叮噹一樣,過去感覺在這不穩定和危機四伏社會中,是容易控制。言而,當個人的回憶,在空間聚合,成為集體身份,重拾社區和本地的認同,這就是激進,保育讓我們可質疑政府,一個躱在官僚和專業背後管治的政府,誰可說這是古蹟呢?觀塘為何不保留裕民坊呢?尖沙咀為何不留下這古牆呢?灣仔的喜帖街為何不見呢?

古蹟保育,要建築物跟現在社會和社群有聯繫,為何「假古董」令人憤怒呢?抽空、篡改歷史和文化,建構旅客城市,奪去群眾的記憶,沒有根的城市,令人不能失重,無法自處。

何時盤點十多年的保育運動?

十多年的保育歷史,跌跌撞撞,民間珍貴的舊區(西環、灣仔)因發展不斷消失,社區生活被擠壓,郊野危在旦夕。危中有機,公民運動也帶來不少成功案例,政府山運動,保育團體連結鍾逸傑等資深官員、專業人仕及邀請國際的保育團體(ICOMOS等)發信,成功令政府放棄近四十億的地皮,保留政總西座,更令「保育中環」變成施政報告的亮點;藍屋留屋留人,改造成基層與文藝青年的落腳地,永利街也是如此,或多或少見到政府反省,官方的PMQ、JCCAC、動漫基地,多少見到政府嘗試跟國際接軌,利用創意產業活化經濟,用古蹟回應時代的需要,雖難免引來士紳化,排拒基層,亦是新的思維。法定古蹟的權力何時回到民間手中呢?古蹟需要市民支持,而不只是經濟炒作。現在連古諮會的評為一級古蹟,也無法改變清拆命運,必須從官僚、專業取回古蹟定義權,建立一套本地保育、社區和身份的論述。

保育為香港揭開後物質主義的運動,直接行動,建立港人的身份。因緣際會,世界的文藝保育潮流和本地抗爭,改變的政府部份的想法,質疑制度的不公平。藉抗爭、營造或溝通,香港的民間陸續撰寫成功的故事,不斷回到保育的政治,誰人定義城市空間分配呢?

原文刊於︰25-1-2015 星期日明報生活